方兴东观察

中关村之死----（财富和影响力的颠峰对决）- -

                                      

中关村之败：财富和影响力的颠峰对决

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
——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约翰·道尔（John Doerr）

中国“阳光财富”的旗帜飘扬在中关村之外
      硅谷著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约翰·道尔（John Doerr）有关一句精彩的话语，他说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那么，相对应来说，随着高科技在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关村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的中心。我们当然不能以中关村与硅谷作直接对比，而是比较两个区域在各自国家的相对地位。
      美国人很坦白，“在美国，能够被一个男人彻底完全接受、永远真实的唯一价值就是钱。”以财富衡量成败当然有点片面化和庸俗化，但是衡量高科技创新成败与否，财富的创造是最受关注的指标。高科技的美与丑，互联网的冷与热，其实就是根据资本和财富的波动来衡量，人们就是如此现实和势利。
那么，在当下中国崛起的关头上，无论从历史积累，从人才积累，从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关村都应该是中国创造财富的枢纽。中关村必须以高挂在Nasdaq或者香港和国内股市上的“阳光财富”来显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可惜中关村最终让人们失望之极，中关村没有能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富的合法创造”中一马当先，反而落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中关村科技财富效应的不断没落，是“中关村创新之死”的最直观、最通俗的显示。
      一贯以后，中关村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当然旗帜，仿佛已经高枕无忧。高科技创业领域升起的“阳光财富”的旗帜，对于中国当代的发展意味非常。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社会和时代游戏规则的根本改变。我们理所当然地期望，这样的旗帜应该从中关村升起，引领全国，影响世界。可惜，这样自然而然的期望居然完全落空了。2003年，中国“阳光财富”的旗帜真正飞扬起来了，可惜，它居然飘扬在中关村之外。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登上了“颠峰”：一个当然是“中国探索太空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各自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以载人飞船，从根本上拓展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以互联网为契机，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
      首富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熟悉的名词，甚至因为富翁的频频落马而赋予了更多的黑色幽默。但是，丁磊不但改变了排行榜的影响力，而且改变了首富的“颜色”。
      因为丁磊登顶“财富榜”，与过去的首富相比，意味着太多的不同凡响：从时间上看，虽然漫长的互联网冬天大大延缓了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但是，磊在90年代末期白手起家，开始创业，5年之内就像运载火箭一般，呼啸上天，完成了成为首富的整个过程。当然创造了最快的记录。从“空间”上看，现在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富翁们的“原罪”问题。很多的入榜富翁不仅仅要为财富本身而活着，还要永远为自己的命运和历史担忧。而丁磊，将自己的财富高高挂在美国Nasdaq的交易牌上，时刻闪烁着最真实的数据。虽然，这个财富是虚拟的，但是它也是真切的，而且是最全球化的。没有人比他的财富挂得更高，也没有人比他的财富显得更干净透明。虽然，如同杨利伟一样，进入太空仅仅是14个小时的一次飞行，只是一个短暂的回程，很快就回到了地面。财富榜对丁磊来说也是如此，股市没有对他“登顶”表示出丝毫的激励，网易股价当天就大幅下跌，10月21日更是暴跌11.92％。股市炒作的起起伏伏，业界发展的起起落落。都决定了这个位置的“即时性”。但是，意义已经不容置疑。
      当然，丁磊的成功还有着更富意味的内涵：他是中国首位互联网界诞生的“中国首富”！这不仅仅为丁磊个人或者网易公司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同时也为最近几年风雨飘摇的整个中国互联网界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大大改变中国互联网的“大众形象”和业界面貌。1998年的泡沫期，我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写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三个层次上理解互联网互联网：第一层次就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应用工具；第二层次就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式摧毁力，对传统的各个领域产生冲击，促成传统领域重新洗牌。而第三层次，互联网是社会资源重组的工具。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的形式，以互联网的名义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包括注意力、财富、权力、话语权、影响力等等。比如在短短的几年内，通过互联网，美国的社会资源急剧地转移到一大批极富活力的年轻人和年轻的公司身上，使整个社会完成一次大规模的、深刻的新陈代谢，激发国家新的活力和动力，并重新调整和修改了社会发展的游戏规则。中国也不可回避。
      当然，由于泡沫很快破灭，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在中国没有能够真正完成。绿油油的一篇新草在雨打风吹下，就剩下硕果仅存的几棵幼苗。不过，好在这些幼苗倔强地挺立着，生长起来。因为，这一次，互联网界并不是丁磊一根独苗，而是丁磊、陈天桥、张朝阳、马化腾等一批人，构成了一个有规模的群体，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互联网策动的这场财富大转移，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最乐观的预期，当然也没有沦落到最悲观的估计。他们不但将改变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2003年10月15日，除了看看热闹之外，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又一标志性的时刻。可以说，过去5年中，因为其先行的启蒙意义，因为其坚信执着，因为其“海龟”独特背景，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当之无愧的“第一象征”，他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符号”。从现在开始，丁磊有可能以自己独一无二的财富效应，以纯粹的本土意识，和无比的年轻活泼，代替张朝阳的“地位”，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符号”。这种更替，无论是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还是中国本身的发展，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对于中国人财富、生活、事业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的冲击，将是持久而长远的。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首富”的颜色，“中国首富”也重新塑造了高科技的形象。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随着“启蒙阶段”的正式结束，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丁磊、陈天桥张朝阳和马化腾等一批中国财富新贵的崛起，标志着高科技创造财富的游戏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将强劲地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塑造中国社会的新的价值观。
这样的使命居然不是中关村完成的！这是铁的事实，这是所谓“中国硅谷”的最大讽刺。

在商业媒体的排行榜上对决
      金钱和影响力炼成的英雄人物，是IT业最夺目的“土特产”，也是IT业最常用来吹嘘的资本，更是许多大众了解IT业的“知识之路”和基本启蒙。一年一度，IT业最热闹的看点之一就是全球无数人物排行榜的推出。这些排行榜不仅仅满足了大众的“梦想、刺激和好奇”，同时也是查看高科技产业发展状况。一言以蔽之，这些排行榜是高科技领域颠峰对决的最佳舞台。因此，查看这些排行榜，能够看出很多门道。硅谷的影响力充分体现在这些排行榜上。
      古语云：“聪敏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如今，跟英雄更相似的就是冒险家，都是一个“异数”：内发的寻求突破，超越现实，求取历险的倾向体现。以IT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人们的探险之地，于是名誉、财富和人才都涌向这里，构成了独特的英雄汇聚之地。与战争时代的英雄相比，当下的英雄已经没有多少光环，也没有三头六臂，经常与普通人差别不大。比如，马龙总结了硅谷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他笔下的硅谷英雄是这样的：“在硅谷的神话里，到处是性格怪异和不满的反叛者，以及出身贫寒、生逢盛世、野心勃勃的初生牛犊。他们天资聪颖，富于进取，但内心混杂着狂想自大和接近病态的对自我和财富的追求。”
      这些人，的确在把握时机方面，有着自己的一些特定素质和气质，和其他人所没有的大“狗运”。绝对是时势造英雄。是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方式，造就的一次“偶然事件”。许多人可能还没有思想准备，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向了风头浪尖。就像许多人削尖脑袋怎样都不可能成为英雄，许多人想不当英雄也都不行。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全球媒体的IT业人物曝光度大部分聚焦在一个不到100人的“英雄俱乐部”上。中国的状况也基本如此。而最耀眼的就是顶尖的10个人。
      每一年，媒体的重任之一就是都要为他们排座论次。一方面是对他们一年辛勤劳动的评定，如同期末小学生的成绩单一样；一方面把这些大腕们任意排来排去，也是媒体辛苦一年后寻点乐趣的“保留节目”。当然，更多的原因在于商业价值。力捧这些大腕，是好奇的读者的最爱之一；取悦这些大腕，也是媒体商谈广告的很好筹码；掂量这些大腕，更是许多媒体直接创收的卖点之一。这些排行榜如同乱云奋飞，名目繁多，花样各异，有的以金钱数量排定，有的以所在企业名头大小称量，有的以在媒体折腾的热闹程度选定，有点干脆以“赞助费用”来取舍。
      排行榜排的人物主要以影响力作为标准，同样，一个排行榜的影响力如何，也主要看的是媒体的影响力。要论社会影响力，《财富》、《福布斯》和《商业周刊》等几大老牌的商业杂志最牛。他们的人物排行榜每一年都是其他媒体转载和评论的焦点。比如富有历史，一直有着连续性的著名排行榜有：
《财富》年度“40位40岁以下富豪排行榜”（美国榜和美国之外的国际榜）；
《福布斯》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400人大名单）；
《财富》年度“全球商界最具影响力的25人”（美国榜和美国之外的国际榜）；
《时代》年度全球具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
《商业周刊》年度全球最佳和最差的CEO排行榜；
《商业周刊》年度电子商务领域25位风云人物；
      还是《财富》有情调，每年还推出年度全球女人权力榜。女性可能还没有主宰全世界，但她们已经管理着这个世界的许多领域。给女性以特别的关注，也的确是单调的排行榜的一大创新。《财富》杂志不仅关注候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还要评估这些女性掌握的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评估该女性所控制或创造的收入、在公司内外的影响，以及公司本身的经济实力及其影响。最近两年，硅谷的惠普CEO卡莉一直名列美国榜榜首。
      以上这些排行榜中，高科技业界人士可以说是最耀眼的群体，像盖茨、戴尔、卡莉等人经常高居榜首。而根据统计，这些榜中的高科技人士，来自硅谷的一般都占半数左右。

IT媒体上的排行榜也不示弱
      业界媒体的排行榜更是琳琅满目。当然有历史，有连续性，也有影响力不算太多。虽然IT英雄最活跃，但商业媒体毕竟聚焦商业领域。而IT媒体就纯粹得多。毕竟，这是他们自己家的地盘，这些英雄都是“自家人”。
      美国著名媒介集团CMP旗下的权威杂志《计算机经销商新闻》（CRN）的年度全球IT“产业25位最具影响力的经理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2002年，微软46岁的CEO鲍尔默（Steve Ballmer）和IBM公司CEO Sam Palmisano分别在专家评选和读者评选两个类别中名列第一。比尔·盖茨则名落孙山。只在读者评选中名列第五。这个名单入选的当然都是IT界著名公司的高级经理人。这些人凭借其非凡的才干，经受住考验，掌握住企业的命运，并对未来的经济和市场具有无可争论的影响力。当然，CRN专注于渠道，因此，每年的评选总有几位经销商的大腕。这些人是IT业的“搬运工”，虽然干的是体力活，媒体上不太露面，大家也陌生。但如此辛苦一年，给些奖励也是应该的。其贡献不比那些喜欢咋呼的IT企业经理人差。CRN最具历史的还是它的“业界荣誉榜”，至今累计的近百名入主“荣誉堂”的业界大腕几乎是产业数十年发展历史的最佳见证。
      业界另一家隶属IDG的著名专业媒体《InfoWeek》，每隔一年会评出“10大技术创新者”（Top Ten Technology Innovators），主要是对过去两年内业界最具影响力的重大创新，进行一次大盘点。入选者不但需要是重大创新最早的“发明之母”，而且还要对后续创新和推进继续作出贡献。10位技术天才没有排座论次，而是按照姓氏字母排列，他们是重大创新协议、产品和概念的发明人、传教士和领路人。其中，2002年排行榜的第九位Dave Winer是资深博客。
      《CIO》杂志，也推出两大排行榜：一个是“20位IT创新者和开拓者”（20 Who Made It Possible），主要开发和传播IT重大创新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一个是“20位IT应用者和领导者”（20 Who Made It Happen），主要是那些有远见、有创造性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组织变革和行业的变革的实践家。候选人是由20位资深专家、学者、咨询师提出，共有300位入选，然后由杂志编辑部最后遴选出40位最终的获奖者。这些人有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们这个产业里的大明星，还有许多我们全然陌生的名字，他们可能是各大传统行业的IT实践者。
      另外，《PC Magazine》的年度“荣誉榜”以及其他专业媒体的排行榜也是风景。当然，更多重要的、独特的排行榜需要我们下面专门介绍。
      每年11月份，硅谷的《Upside》都会准时推出“IT业100位精英”大排名。这是业界最引颈期盼的排座论次，也是业界最具影响力的IT年度人物排行榜。可惜，2002年的这个时期，人们没有等来排行榜，而居然是一个最坏的坏消息：《Upside》停刊了。想想多少等着上榜的人们错失了一次能够写入历史，并为自己简历增辉的机会。为大家作嫁衣裳的《Upside》关门了，但是我们希望那些曾经上榜的100位精英能够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Upside》杂志是月刊。1989年由Richard Karlgaard和Anthony Perkins发起成立，1993年后者离开了杂志，创办了专注于风险投资的Red Herring（这份非常出色的杂志2003年3月也关门大吉）。可以说，《Upside》是硅谷整个90年代的最佳见证和记录者。因为不媚俗的独立批判精神而著称。当然在IT界，发行量不算很大（每期免费赠阅25万份给科技领域和科技方面的企业领导人），收入也不是太高，名气也不算很牛，但是我在美国的报摊上，看到它的确是到处都有，而且是为数不多占据能够摆放在重要位置的IT媒体。但是由于位处硅谷，“站得高，看得远”，而且以尖锐的批评见长，逮着谁狠狠地报道一下，一定也是内幕毕现。因此，也是了解IT、尤其是透视神话般的硅谷的真实，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如今，《Upside》已经消失了。一年一度的“IT业100位精英”的排名估计也永远等不到了。大名鼎鼎的硅谷居然留不住自己最具影响力的IT杂志，金钱聚集的世界高科技圣地居然养不活一份媒体，实在是令人感慨。可见，科技萧条是如此之猛。我们期望，有一天（希望不要太久）《Upside》还会复活。现在，我们转载《Upside》2001年评选的“IT业100位精英”（Elite 100），表达悼念。这100位精英分门别类，有：互联网（Internet）；科技（Technology）；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半导体（Semiconductors）；制造生产（Manufacturing）；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ing）；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电信(Telecommunications)；政府/基础设施/协会/财务/法律/咨询等（Government/ Infrastrcuture/Law/Associations/Accounting/Consulting）。

这些IT媒体的排行榜，更是硅谷高科技人士“主演”的最佳舞台。
      中国人看排行榜主要是看别人的热闹，不过最近两年，我们学得很快。尤其是《福布斯》推出年度中国100大富翁排行榜后，该榜被人称为“通缉榜”而名声大振。同时也推动了排行榜在中国的普及和泛滥。当然，目前大家做得还是十分粗浅，甚至有点庸俗。
不过，什么都需要时间，都需要过程。我们还是需要排行榜。还是让我们继续制造英雄，让我们继续为英雄排座论次。当然，每年年底无数媒体推出的“十大人物”之类，不但让读者麻木、英雄乏味，而且令媒体也无趣了。这些大猫小猫一样简单无趣、重复建设的应该尽早休亦。我们需要的更加深入而讲究特色的排行榜，无论是娱乐产业，还是取悦人物，都需要创新。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排行榜上，硅谷和中关村究竟有没有可比性。

中关村和硅谷在财富颠峰的对照
      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蜂拥而起，但是他们共同的结局是：无一不受到各界的关注与评议，甚至很多富豪榜被戏称为“通缉榜”和“死亡榜”。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财富的中国特色。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下，财富的来源充满了灰区和黑区。
      研究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历程，他们的发家历程千差万别，有着不同的致富模式：有艰苦创业的实业家，把一种产品从市场份额上做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有以小搏大的房地产大亨，靠低价获得土地开发权与银行的贷款积累财富；有勇于下海的前官员，把政府的资源与市场的机会结合得相得益彰；有纵横股市的资本高手，靠着高超的才技日进斗金。更多的有着无法言传的隐秘和苦衷。这些财富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必然遭遇着极大的拷问和置疑。
      但是，唯有高科技财富，无论从财富发起的源头，还是财富创造的机制，还是财富展示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阳光。因此，展示在世人面前，显得健康、坦然而有活力。
同样的社会环境，同样的市场机遇，因为不同的胆识，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人脉关系，不同的风险投入，造就了不同的财富阶层。作为一种尝试，更是为了宣扬那些艰苦创业、靠知识与科技合法地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企业家们，信中利投资集团研究部编制了一份中国科技上市公司富豪排行榜，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说明：①以IT与通信类企业为主；②仅限内地中国人士；③境内与境外H股公司的非流通股以相应的净资产计算价值，境外流通股以市值计算；5净资产以2003年半年财务报告的数据计算(以＊标记的公司由于半年财务报告未公布，以一季度财务报告数据计算；股价以2003年8月22日收盘价计算；汇率采用2003年8月22日美元和港币兑人民币数值计算。)⑤未考虑税收因素。

      当然，今天我们观看这份财富榜，不是为了评判这些财富的质地。而是努力从这份《2003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寻找中关村的影子，寻找中关村的价值。可惜，我们大失所望。在这份25人的名单中，除了王文京、柳传志及团队以及亚信团队外，中关村在这份名单中实在是轻之又轻。与其在高科技领域如雷贯耳的名气相比，实在是很不相称。
而我们来看看美国，在2003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美400位富翁的名单中，高科技的身影自然十分醒目。我们将其中高科技的富翁们挑选出来。在软件榜外，名列前茅的四大富翁中，位于华盛顿的微软占去了其中三大富翁，硅谷只占到一位。这与当今全球软件业的格局是相当的。但是，在科技榜（互联网、电脑业等）的25位富翁中，硅谷占得大约一半的数量。

《福布斯》美国TOP 400富翁排行榜软件部分

 

《福布斯》美国TOP 400富翁排行榜科技部分

 

中关村和硅谷年轻一代在财富颠峰的对决
      在高科技领域，人们不看过去和历史，只看现在和未来。硅谷辉煌的历史和传奇的故事已经耳濡目染，誉满全球。惠普、英特尔、思科、苹果、Sun、Oracle等公司都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袖，他们的创始人和主要贡献者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物。每一次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要考察硅谷的力量，必须将眼光放到最近的几年，放到那批全新的年轻人身上。只有一批批年轻人能够层出不穷涌向出来，硅谷的创新游戏才能持续下去，硅谷激动人心的故事才更有意义。
《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度美国40岁以下的40位富翁，在前十名排行榜中，高科技富翁居然占了前八席的位置，实在匪夷所思。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高科技已经成为美国人致富的最重要方式，这也是美国人技术创新和创业全局性活跃的重要指标。
      在前八位富翁中，除了第一名Dell公司创始人兼CEO Michael Dell和第三名Amazon.com创始人兼CEO Jeff Bezos外，其他六位富翁居然都来自硅谷。有意思的是，这六个人居然都是成双成对，他们是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三家互联网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他们分别是eBay公司共同创始人Pierre Omidyar和Jeff Skoll（现在已经离开公司，成为Skoll基金主席），Amazon.com创始人兼CEO Jeff Bezos，Yahoo公司共同创始人杨致远和David Filo，Google共同创始人兼联合总裁Sergey Brin和Larry Page。最近10年中，硅谷在互联网浪潮中为全世界贡献了最成功的三家互联网公司：eBay、Yahoo、Google，目前他们的市场价值在互联网公司中排名前三（Google是估算）。当然，像硅谷引燃互联网热潮的先驱公司网景已经被AOL收购。
硅谷的全球技术中心地位一方面可以以自己的创新来标识，也可以以创新背后成功的企业作为标识，同时也可以以创始人的财富来标识。这些指标的一致性充分证明了高科技创新游戏规则的健康，也证明了其卓越不凡的能力和潜力。难怪人们都将高科技的财富称为“阳光下的财富”。

 
     但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关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与硅谷在美国的地位相比，中关村在中国高科技的地位已经完全无法类比。这个结论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先以大众最关注、最认可的方式——财富来证明。
     2003年，中国媒体最热闹的大概就是胡润炮制的《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其中《2003年IT富豪五十强》排行榜是业界最为关注的。这个排行榜由胡润与国际著名传媒集团“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共同推出，也是第一个中国内地高科技富豪榜。虽然不乏缺点，却对我们理解中国高科技的现状和趋势，不无参考价值。
     第一次细看这个排行榜，令我吃惊的不是丁磊名列榜首，而是中关村富翁的“稀罕”。
在排行榜上，网易创始人丁磊、盛大网络游戏创始人陈天桥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这三位互联网新贵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排行榜的前三席。而这三位人士的起家和成功完全与中关村无关。很有意味的是，三个人中，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基本与中国高科技当下的竞争态势吻合。前十名中，互联网领域还有深圳腾讯的马化腾，这种互联网富翁的排名格局也与当下互联网格局吻合。而代表北京的张朝阳一直没有“进村”，其创办的搜狐一直在朝阳区，与中关村无缘。
     为中关村挽回一点点面子的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排在第十，使中关村人在排行榜前十名中避免了“吃鸭蛋”的尴尬境地。在前50位IT富翁中，中关村有关的入榜人员也屈指可数，除了王文京外，还包括百度搜索的创始人李彦宏和徐勇、实华开创始人曾强、亚信创始人丁健和田溯宁、四通的段永基、联众创始人鲍岳桥、简晶和王建华以及江民杀毒软件的王江民。联想、方正、四通等早期成功的IT公司由于众所周知的体制和机制原因，没有贡献多少巨头富翁，包括互联网时代的风云企业新浪。这当然不是完全反映了中关村的成绩，但也反映了中关村企业机制的弊端，与高科技行业的趋势相比，中关村在企业机制上，在技术创新上，都明显落后于潮流。如此下去，中关村的尴尬将更趋明显。

胡润制造：《2003 IT 富豪五十强》

 

影响力对决：高科技产业的指南针

      财富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明确量化，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财富不是唯一的指标，财富只是高科技游戏的指标之一。另一大同样重要的指标就是影响力（通俗一点就是名气），影响力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意会无法量化。有时候财富与影响力是一致的，像盖茨、乔布斯都是又有前又有名。有时也是分离的，又影响却不一定有钱，有钱也不一定有影响力。如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样，时常不难兼得。却不能轻易否定一方。
      和平年代，影响力大的企业家和创业家我们一般称为“英雄”。如果没有英雄的“形象代言”，冰冷冷的技术和产品，深奥的技术术语和缩略语，变幻莫测的产业形势和企业发展。要让普通用户、媒体记者、大众舆论等接受是非常困难的。凭借英雄个人的冲击力，才是捷径所在。“比尔•盖茨把自己作为一个魔术般的人物、一个宗师、一个品牌、一个年轻人崇拜偶像的推销方法，令人印象深刻”，布伦克说。
      英雄的人数数量和声誉高度，是一个活跃的变量，它是创新的函数，一个敏感的概率。它都与技术创新周期、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走势基本一致，以技术创新活跃程度为核心，与创业活跃程度、风险投资活跃程度、股市活跃程度和经济活跃程度等决定大形势的诸多相关变量大概成正比关系，并互为关连和影响。这个复杂的函数不可能量化，但是凭着感觉就八九不离十。
一个英雄就是一项创新（表现的可能是一项技术、一个产品、一个理念或者一家公司）的“象征物”，影响远远超越个人。比如盖茨是全球软件业的代表，求伯君就是中国软件业的代表“符号”，张朝阳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符号”，陈天桥是网络游戏的新“符号”。有些人可以不服，但是，事实大致如此。因为群众投票决定了。
      某种程度上看，英雄也充当了产业“兴奋剂”的感觉，如同电影明星一样，给许多人快乐、神往和崇拜的寄托。英雄是一项荣誉，有着“进去很难出来也不容易”的特点，经常成为一个人的终身荣誉。有些英雄仿佛是一笔巨资，存进银行，不思进取，也会天天增值，利息也越吃越多，一朝成名一辈子不愁。比如盖茨、乔布斯、求伯君早已经远离技术和产品开发，甚至也不再参与具体管理，全世界“赶场”就是维护自己价值的最好方式，越陈越香。更多的英雄更像一只股票，跌宕起伏。一旦他所代表的技术、产品或者企业衰落，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最多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占据一席之地，继续凉快。
      在影响力方面，我们也可以对硅谷和中关村作简单的比较。比如看看CRN评出的《2003年IT业界25名最具影响的CEO》。虽然由于所处地位和领域都有不同，并不好对这25名CEO进行排名：
  　第一名：萨姆·帕米萨诺 所在公司：IBM
　　第二名：史蒂夫·巴尔默 所在公司：微软
　　第三名：卡莉·费奥里娜 所在公司：惠普
　　第四名：拉里·艾利森 所在公司：甲骨文
　　第五名：斯科特·麦克尼利 所在公司：SUN公司
　　第六名：桑杰·库马尔 所在公司：CA公司
　　第七名：加里·布卢姆 所在公司：Veritas公司
　　第八名：保罗·奥特立尼 所在公司：英特尔
　　第九名：史蒂夫·乔布斯 所在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
　　第十名：Hideki Komiyama 所在公司：索尼公司
　　第十一名：莱纳斯·托瓦德斯 所在公司：源码开放实验室
　　第十二名：马太·舒瓦克 所在公司：红帽子公司
　　第十三名：达尔·麦克布莱德 所在公司：SCO公司
　　第十四名：麦克·考克斯 所在公司：Logicalis公司
　　第十五名：埃德·科尔曼 所在公司：CompuCom公司
　　第十六名：约翰·钱伯斯 所在公司：思科公司
　　第十七名：吉尔·施威德 所在公司：Check Point公司
　　第十八名：约翰·汤普森 所在公司：赛门铁克公司
　　第十九名：史蒂夫·雷蒙德 所在公司：Tech Data公司
　　第二十名：迈克·克莱尼格 所在公司：Ingram Micro公司
　　第二十一名：鲍勃·黄 所在公司：联强国际公司
　　第二十二名：加里·布拉泽斯 所在公司： D&H分发公司
　　第二十三名：约翰·爱德华森 所在公司：CDW公司
　　第二十四名：迈克尔·戴尔 所在公司：戴尔公司
第二十五名：梅格·惠特曼 所在公司：eBay公司

      粗粗浏览一下这份名单，硅谷的卡莉·费奥里娜、拉里·艾利森、斯科特·麦克尼利、保罗·奥特立尼、史蒂夫·乔布斯、莱纳斯·托瓦德斯、马太·舒瓦克、约翰·钱伯斯、梅格·惠特曼等占据了半壁江山。
      让我们回到中关村，从2002年开始，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组织了中关村优秀企业家和优秀创业者的“双优”评选，根据评选说明，评选标准参照了国际惯例，采取企业自荐与有关机构、协会和团体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要求优秀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形成一套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体系、品牌在业界具有重要影响等；优秀创业者则要具有先进创业理念、创业事迹，所领导的企业具有高速成长性等特点。获奖者是通过专家评审、公示候选人、社会公众投票、专家投票等诸多严谨的环节而最终确定的。
两届的获奖名单如下：

 
          
  
 
    
 
    
 第二届中关村优秀企业家和优秀创业者（即双优）评选结果：
　　优秀企业家：
　　才 让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段震文 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雷 军 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总裁
　　倪道明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伟民 时代集团公司董事长
　　邵根伙 北京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文京 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 新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
　　文鸣旭 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家林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优秀创业者：
　　鲍岳桥 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刁志中 北京广联达慧中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费振勇 北京哈工大北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 夏 北京德众万全药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李彦宏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彭易清 北京南北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寿国梁 北京六合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东临 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捷 大唐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郑海涛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粗粗看看这个排行榜，我这样在业界很多年的人，也突然发现自己很孤陋寡闻，这40个席位中“第一次听到”的就有将近一半的比例。并不是对很多当选者不太尊重，而且惊讶于热闹的中关村名人居然如此有限，熟悉的基本上就是几个“老面孔”（包括几个大牌公司的形象代表），而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人大多数并不是中国IT业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也许，在中关村他们表现还可以，但是，放置在整个中国IT业上，他们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常有限。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代表的公司，还是他们代表的产品与技术，都完全与硅谷在全球的相对影响进行比拟。看着这份名单，难怪不少人开始发出“中关村无人”的感叹，而且很担忧今后的评选结果更加过于“新鲜”。
      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求伯君等诞生在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家的确令人敬仰，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领时代之先。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中关村已经毕露无遗。而在中关村新一代企业家越来越难产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关村之外，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新锐人物，他们势头之猛，令中关村更显尴尬。
      显然，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是主导中关村趋势的主角了。虽然，中关村依然沉醉在“中国唯我独尊”的慰籍之中，虽然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关村的影响越来越局限在“本地化”，中关村新兴企业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局限在“村”子之中。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发明显，可是几乎没有人为之真正焦虑。漠然的和不屑的，麻醉着我们的神经。
      2004年，美国产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集体担忧：谁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先者”的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下一次“伟大的发明”还会不会诞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格莱格·E·布朗迪说，美国的“智能稀释”过程已经开始，这种趋势是不可改变的。风险投资界人士认为，未来技术界的重大变革肯定会产生在美国国外，而美国的创新可能会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恰好与它的人口比率相当。业界巨头纷纷惊呼“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但是它们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听话。最近美国采取的入境政策，严重阻碍了科技界的高端人才的进入，反恐战争的负作用是降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科研实力依然无可匹敌的。但是，人无远虑，必由近忧。硅谷人思考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思想、技术发明产生于国外的土壤时，美国的经济辉煌还能保持多久？以技术创新发家的美国人，会不会在技术创新的大潮中淹没？
中关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趋势的严重性，才会在整个中关村掀起一场真正的“忧患运动”，以最大的努力挽回颓势，重塑中国创新之都的领先地位，重振当年的雄风？
这是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

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和中国特色的“瞪羚”
    揭开中关村的“数字化生存”
面对批评，中关村有关部门自然会十分恼火，他们作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拿出一堆数据，说明中关村的现在并不是如此槽糕，相反而是成绩卓越。讲道理，多少张嘴都说不清，但是，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怎么能够如此失之偏颇？
的确，在所有的道理中，数据是最硬的道理，在所有事实中，数据是最可靠的数据。我们看看2001年和2002年前6个月的两组数据，其中经常用来说明成绩的主要两个数字：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园区技工贸总收入。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在全球高科技面临大衰退的背景下，中关村依然保持强劲增势，实属不易。怎么还会遭遇批评？
在中关村的“数字城堡”中，我们往往不知如何面对。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数据其实十分虚弱，甚至问题严重。因为这些数据基本上只是简单的几个方面，比如技工贸总收入、税收和出口、企业数量等等。你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网站，也只能得到这些有限的数据。

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发展年报

 
2002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经济发展年报

 
2003年中关村科技园区1-6月主要经济指标情况（亿元）

 
      且慢，我们也应该明白，数字有时候也会撒谎的，尤其是数字不能说明本质的时候。数字有时候更会误导的，尤其是数字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些标志着中关村成绩的数字。
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当然需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但是，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唯一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一点，中关村第一成功偶像、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就公开表示，“作为企业，我希望政府明确，到底是想从中关村要经济增长，要GDP？还是想要硅谷？还是说两者都想要？”老柳的质问可谓一针见血，目标直指政府对于中关村未来定位的思考。这个矛盾不得到解答，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无法打开“死结”。
      首先，企业数量的增加随着IT市场规模会自然增加，数量不能真实反映技术创新的状况和发展，只是市场宏观反映。其次，现在公司注册的门槛大大降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大大放松，因此必然会使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因此，单纯的数量不能证明园区的成绩。
      实际上，技术创新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只有少数企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对于园区来说，能够说明创新真实状态的，恰恰是其中极少数企业，而不是总体状况。这类企业有人称之为“瞪羚”，是指那些连续四年保持高速、健康增长的创业企业。这些“异常”的企业决定了一个园区发展的精神状态，代表了园区真实的创新水平，而且他们也是园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的基本驱动力。因此，“瞪羚”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比单纯的企业总数更能真实地反映园区的成绩！园区就是一个生态，附属性企业和寄生型企业的大量增加反而是“噪音过多”，影响生态的发育。因此单纯追求数量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会误入歧途！
      “中关村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对中关村如何定位。从这几年执行层的举措来看，政府在到底是追求‘中国硅谷’还是以IT产品制造和销售为主之间来回摇摆。”有“中关村村长”之称的段永基无奈地表示。“从中央1999年批复的市委市政府建设中关村园区规划来说，中关村园区无疑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成为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推动力的‘中国硅谷’。而这几年的政策似乎仍然倾向于IT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追求近期GDP的增长。”政策定位的模糊，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们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时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导致了园区发展的方向性错误！
关于园区总收入的情况，又是另一个典型的“数字化生存”的例子。

 
技工贸总收入：数字化生存的第一法宝
      在中国，像中关村这样处于风头浪尖的地方，体现在社会层面最重要的就是政绩，而体现政绩最直观的当然是数字。因此，“数字化生存”是许多人最基本的市场方式。我们来比较一下2001年中关村和硅谷150强的名单（这是两个地方用来标榜成绩、证明自己的第一依据），就会发现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单从名单的表面看，似乎中关村的表现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硅谷。名单的份量足以让硅谷羞愧，其收入增长数字也足以让硅谷自叹不如！
      首先，我们单从名单的表面上看，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依然是中小企业（按照美国的标准）的天堂。除了惠普、英特尔等少数几个巨头外，10名以外的企业都属于名气不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之列。这种生态特性保证了硅谷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中关村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已经是大企业（按照中国的相对标准）和跨国企业的天堂，除了联想、方正和四通，还有着无数令人敬畏的跨国公司的名字：诺基亚、微软、惠普、朗讯、爱立信、松下等等。“后发优势”似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这些是中关村真实的实力吗？这些能够代表中关村真正的内涵吗？这些名字和数字能够证明中关村的成绩？显然，IBM、微软等公司在硅谷业务再大再强，也不会把他们列入硅谷的名单之中，许多日本、欧洲的大企业活跃在硅谷几十年，也同样不可能进入名单。硅谷的“出身论和血统论”没有为中关村所效仿，只要一个公司把注册地选在中关村，就可以马上进入排行榜。而不管你真实的业务是否跟中关村有关，甚至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真的在中关村办公。因此，只要成功拉来一家跨国公司，中关村的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多么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中小企业多么缓慢，而且碰上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其实，这样的数字游戏并不是中关村特有，而是全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继续下去，必然走火入魔，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究竟能够为我们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什么？
      要数量还是要质量？要技术还是要贸易？要外表还是要内在？要创新还是要规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认为，“实际上技术和贸易是并重的，单纯的技术换不成钱，而贸易中如果没有技术含量，那么附加值和新创造价值的比例就会很低，从道理上来讲就是这么简单。”话音之间明显流露出“两者得兼”和“两者并重”的答案。这当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这其实是没有作出真正选择的选择，是最糟糕的一个答案。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可能并重，而是有着方向性的不同，和本质性的冲突。
      中关村在这个问题上不作出鲜明的选择，就不可能真正明晰中关村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抵达一个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园区的理想目标。
      追求规模，成为严重影响中关村正常发展的一道“符咒”。其中通过地域的扩张成为现实权力和数字大跃进的捷径。

数字捷径：在地域不断扩大中跃进
      2003年41期《计算机世界》刊登了记者冯华的文章《中关村苦恼》。文章对于中关村地域的盲目扩张有着非常精彩的论述，我们摘要其中的精华：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从中关村最活跃的企业家到中关村管委会官员，尽管苦恼各有差异，但从某个侧面都反映出政府和企业对于“中关村”这三个字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些苦恼和不同理解的背后，则是政府规划和民间期许的巨大落差：比如，政府为中关村制定了“一区多园”的战略，给北京市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区都戴上了“中关村”的帽子,但大多数人说起中关村，最先想到的还是海龙电子城所在的那条中关村大街及其周边地区。 另一方面，政府一面在规划中确定了中关村创新与研发中心的定位；一面在政策上仍然倾向于IT的制造和销售。 再有，政府明确表示企业家和企业才是中关村建设的主体；而企业家们却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在中关村15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声音，所累积的苦恼，积聚之势，愈加扩散，已经成为笼罩在中关村上空、严重制约其未来发展的“愁云”。
      20世纪80年代末，中关村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外地农民进京，寻找高科技，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人民大学附近的四通桥底下，指点他“从这往北都是高科技”。 一则笑话生动地描画出民间心中的中关村。从四通桥北面以双螺旋标志为中心的这条大街上，曾诞生了中国最辉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关村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整个中关村的政策区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面积则有300多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海淀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赵慕兰委员宽敞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张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地图，地图上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包含了海淀、丰台、昌平、德胜、电子城、亦庄、健翔七个科技园。 
      赵慕兰用“一区三基地”来概括政府关于这个庞大的科技园区的定位，即“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立足首都、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这也是1999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中的批示。 
      “十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明确，“2005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将初步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全市新建30个左右国家级和市级研究开发中心、设计中心、工程中心。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体系，产生一批世界先进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高新技术产品。”
中关村 “一区多园”的战略，目的是让中关村的功能日益完善、全面。2003年7月8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第七个科技园——健翔科技园开园，以“科技商务”为特色定位。而就在此前不到一个月,丰台科技园刚刚启动“总部基地”的规划。所谓“总部基地”，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
政府的规划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民间的认同，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关村依然是最早的中关村大街区域，许多企业的搬迁被描述成“逃离中关村”，而耐人寻味的是，搬迁的大部分企业的下一个去处正是中关村园区规划中的其他区域。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味扩建有可能会冲淡‘中关村’原有的品牌积累。” 学业、事业、爱情都在中关村完成的点击科技总经理王志东表达了他的担忧。“政府规划先是把很多人都拉到了上地，然后又衍生出‘大中关村’的概念，好像北京市所有的高科技园区都要叫中关村，原来的中关村也从海淀区中关村变成了中关村海淀园。这样一来等于把中关村的品牌给打散了，中关村也被掏空了。”
1984年，王志东第一次来北京，坐着332路公交车一路颠簸着穿过狭窄却植满绿树的白颐路，在售票员报出“中关村”那一站时下了车。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关村大街上，狭小热闹的门脸房摩肩接踵，感觉中关村离世界很近，能看到最新的软件、硬件和最新的观念、想法。世界上386刚出来，中关村的386也出来了；然后美国开始搞网络，中关村也有网络了。不夸张地说到中关村转一圈，就知道世界上的新东西了。” 
      “现在一说起中关村，最先想到的是海龙、太平洋、鼎好等电脑配件市场。但我觉得中关村应该代表着高科技、代表创新和创业精神，它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创业的一块圣地，能够从精神上、从各个方面传递出它作为中国IT界龙头的地位。” 回忆历史，比照现实，王志东有些伤感：“我不希望中关村成为历史。”

寻找中关村的“瞪羚企业”

如何评估硅谷和中关村的“业绩”？
      的确，要综合评价一个科技园区，科学的指标体系无疑是关键所在。一旦衡量指标出现重大的错误，就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当然，科技园的灵魂就是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的数据就是新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而缺乏更多能够反映问题的其他数字，比如关于创新情况，关于新企业健康程度，创新技术含量等等。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中关村企业的数量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太泛滥了，已经超越了一个科技园基本的生态状况。
      那么，我们来看看，在硅谷又是用哪些数据来衡量的？硅谷有一个专门的机构（Joint Venture），每年向全球发布“硅谷指数”（Index of Silicon Valley），反映硅谷发展的健康状况，区域利益和问题所在。帮助更清晰了解硅谷哪些方面在增长，哪些在下滑；哪些在前进，哪些在后退；哪些在变好，哪些在变坏。指数由37大指标构成，并且与硅谷“2010年远景规划”进行比较、参照。
      在37大指标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反映硅谷创新能力的指标。其中第一个指标就是瞪羚企业的数量。瞪羚（Gazella）是一种小型的、行动敏捷的羚羊。“瞪羚企业”是指最近四年来年收入增长率都在20％的公开上市公司，收入基数不低于100万美元。这样的高成长性公司数量越多，反映了区域创新水平越高。
      2002年，硅谷的瞪羚企业数量由2001年的18家下滑到11家，是自1992年以来，贯穿上一次衰退的最低水平。2002年的瞪羚企业分别为：Affymetrix、eBay、Greater Bay Bancorp、Inhale Therapeutic Systems、Liberate、Net IQ、Sangstat Medical、Verisign、Virage Logic等。
美国经济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启动上升周期，美国高科技产业也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强劲复苏。其中，2003年第四季度是根本性的转折信号。根据摩根斯坦利监测的数据表明：2003年第四季度公布的415家高科技公司的财报中，有84％的公司其收入超过原先的预期，这是该公司从1996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佳水平。其中第四季度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年增长达到11％，为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不同领域的表现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半导体收入增长25%，互联网和PC应用软件增长12％，电子制造服务、分销等增长12％，企业系统和PC硬件增长10％，企业软件增长10％，计算机服务和IT咨询增长10％，电信和移动通信设备增长5％。初步预计，这一轮复苏可能持续3－5年，而互联网必将是其中最活跃的板块。
      但是，由于滞后效应，硅谷2003年的失业率依然继续居高不下，瞪羚企业也数量也继续下滑，只有9家。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表明硅谷要从痛楚中恢复过来，还得看2004年的情况。

1992－2003年硅谷瞪羚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图：1992－2003年硅谷瞪羚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寻找中关村的“瞪羚”企业
      迄今为止，中关村一直没有类似、能够反映区域创新状况的指标。而只有少数宏观指数：园区税收、技工贸总收入和园区企业数量。这些数据有自己的参考价值，但是作为中关村核心指标，则存在致命的弊病。
      首先，企业数量的增加随着IT市场规模会自然增加，数量不能真实反映技术创新的状况和发展，只是市场宏观反映。其次，现在公司注册的门槛大大降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大大放松，因此必然会使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因此，单纯的数量不能证明园区的成绩。
      实际上，技术创新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只有少数企业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对于园区来说，能够说明创新真实状态的，恰恰是其中极少数企业，而不是总体状况。少数保持高速、健康增长的创业企业。决定了一个园区发展的精神状态，代表了园区真实的创新水平，而且他们也是园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的基本驱动力。因此，这些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比单纯的企业总数更能真实地反映园区的成绩！园区就是一个生态，附属性企业和寄生型企业的大量增加反而是“噪音过多”，影响生态的发育。因此单纯追求数量无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会误入歧途！
      关于技工贸总收入的情况，也同样是典型的“数字化生存”。比如，只要成功拉来一家年收入上百亿的跨国公司，园区业绩就可以上涨一大截，轻松迅捷。而要辛辛苦苦培育一批中小企业是多么缓慢，碰上景气不好的年头可能连增长都难保。
      总之，这几个宏观指标，都仅仅是反映传统工业的指标，而无助于真正反映高科技区域创新能力和活力。仅仅用传统工业指标来衡量“业绩”，显然与中关村本身的定位，与中央对中关村的要求和期望，是完全不相匹配。如果我们一直在传统工业指标的指引下，对中关村的准确发展也很不利。
因此，为了有效反映中关村真实状况，为了指导中关村发展成为中国高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应该尽快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如今，中关村已经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这点小小的、却至关重要的投入应该易如反掌。
      2003年5月，笔者在《中关村》杂志刊登了《衡量“业绩”：中关村需要新指标》，详细引介了硅谷“瞪羚”企业的概念、方法和状况，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关村管理者的关注。这一次，中关村政府部门反应非常敏锐和迅速。
      2003年7月，一项将金融体系与信用体系有机结合的“瞪羚计划”在中关村正式实施。媒体打出《中关村联手八大银行，50亿元养“瞪羚”企业》的消息，标志着“瞪羚”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媒体的引进，而是正式引入了中关村。这当然是很好的开端。
      当然，中关村的“瞪羚”有着本土的特性。“从园区企业的成长性、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状况和偿债能力三个方面，我们把企业上一年实现的技工贸总收入和利润的同比增度率作为界定标准。企业的总收入规则定在2000万元—5亿元之间。这样的企业，我们称之为瞪羚企业。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最需要银行的支持。所以，要重点推行‘瞪羚计划’。” 中关村管委会人力资源处处长王立平介绍说。
      中关村的“瞪羚”与硅谷的“瞪羚”显然是完全不同的物种。首先，中关村的“瞪羚”数量远比硅谷庞大，似乎一片欣欣向荣。王立平介绍说，中关村把“瞪羚企业”分为三个等级：总收入在2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收入增长率达到20%或利润增长率达到10%的企业；总收入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收入增长率达到10%或利润增长率达到10%的企业；总收入在1亿元至5亿元之间，收入增长率达到5%或利润增长率达到10%的企业。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万余家企业中，能够称得上“瞪羚企业”的高成长企业为数不少，2002年的统计指标显示，中关村园区万余家企业中，达到这三个条件的企业多达647家，几乎是硅谷“瞪羚”数量的两个数量级。看来，中关村这块土地繁殖瞪羚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硅谷。让硅谷望尘莫及。
      “瞪羚企业”数量是用来表征这一地区的创新活力程度，必须具有代表性。目的就是能够提炼出该区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代表性公司。数量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多到了失去代表性，这个概念也就名存实亡了。据悉，中关村这些特殊品种的“瞪羚”，其当年收入总和超过了500亿元，同比增长了近60%，占了园区经济总量的40%以上。中关村区域瞪羚比例之高实在是触目惊心，“瞪羚”就这样成为特别的变种。要了解中关村的创新程度，依然无从参考。
      尤其富有意味的是，这次中关村管委会与国内的开发、工商等八大银行联手启动的“瞪羚计划”，号称是开通一条“高成长企业担保贷款绿色通道”。最引人注目的是，“瞪羚计划”所设定的信用奖惩手段将使“信用”二字在中关村能兑换成钱。 对于企业来说，这当然是大好时机。就在几乎同时，57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中介机构、14家社团组织，联合发起成立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作为企业对“游戏规则”和“法治精神”的自觉呼唤。这个行动与政府不谋而合，成为“瞪羚计划”的一个准入条件。促进会成员企业将首先从此项计划的贷款绿色通道中受惠。据悉，包括联想、神州数码、用友、方舟、中星微等156家中关村骨干企业递交了入会申请。
      联想、神州数码等中关村的“巨头们”也顺理成章地跻身“瞪羚”的队伍中。这样的“瞪羚”队伍已经完全成为“非马非羊”的杂交品种。
      “瞪羚”就这样进入中关村，就这样被中关村轻易利用和消解。中关村真正的瞪羚依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附录：2003年10月中关村经济发展月报

 
附表1：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150强企业（北京地区）

 
 
      
      
附表2：2002年硅谷100强企业

- 作者： 方兴东 访问统计：　2005年09月8日, 星期四 03:42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