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之死----（一场美丽的童话？）- -
产学官研：一场美丽的童话？
中关村繁荣的前20年，最大的金脉只有2条，一是PC；二是汉化！当这2条金矿被抢光食尽，中关村人的未来自然也就岌岌可危。然而，PC虽“死”，只要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依然有可能在随后的互联网革命，抓住无限商机和生机。可是，正当此时，1999年9月，刚刚步入繁荣顶峰，曾被视为民族IT工业脊梁，上世纪90年代当之无愧的中关村领导者——联想，却出现了倪光南事件，将中关村商人与技术人才的冲突和决裂，成为中关村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为中关村此后的衰落埋下伏笔。
应用科学方面，上世纪末，国内最顶尖，民族式技术人才在中关村的命运：倪光南公开受辱；王选被逼官；王辑志被逐；王志东、鲍岳桥、裘伯君等人倍尝挫折和艰辛——
高端，基础性科研方面，国内最顶尖的IT科研机构——中科院计算所，被它一手养成，国内最大的IT企业吞食后又“呕”了出来，863计划负责人，IT科研领域前沿的青年科学家高文被逐出中关村——也算顺理成章地步其前辈后尘——在这样的氛围中，2000年，高文的继任者，李国杰院士及其领导“新计算所”内，那些坚持致力于计算机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科研人员，不可避免地工作、生活在一种阴影的压抑中。
中关村一些著名企业家的过分强势，以及一些政府官员的“合作”导致“村儿”里从事应用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不约而同地，一再受到“挤压”——这种商业力量对于智力资源的既利用又排斥，而非良性融合的状态，正是中关村长期以来，在企业的先天机制缺陷，科研体制缺陷，和关系到现实与未来——产业资源过渡透支，配比比例严重失调等等一系列问题、一系列宿疾造成的异常反应，集中表现。
2000年初，《痛苦的裂变》发表。这是国内媒体首次针对当年受到媒体神化的中关村领导者——联想的部分行为，以及它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发表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个用将近50天时间采写而成的长篇报道，对制约联想、中关村，制约IT以及国内高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瓶颈问题，表达了严肃的思考和忧虑。
科学家发财与大国之兴衰
生存和发财，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科学家也是人，也有发财的正常需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科学家槟弃寂寞的象牙塔生活，选择经商。由于缺乏商业方面的狡诈，他们当中成的少，败的多，尤其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那些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成功率比较高的方式，依然是在一个合理机制的保护下，选择与富于成效、诚信的商人进行合作。
总而言之，他们或成，或败，都是自然的个人选择，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这就好象和平年代的每一个国家，每一届政府，首先关注的总是其当代经济的繁荣。只有经济好了，所谓民富才能国强，国库充实，江山平稳，政府才有能力首先投资国防科技，用以保护自己政权；其次投资基础科学和教育，用以保护下一届，或者下下届政府以及其民族的未来。
政府的这种需求，犹如人性的自然需求，原本也是自然的。
而中关村的不自然在于，在它的当代繁荣史上，总有一些科学家将自己人性的本来诉求，上升到关乎大国兴衰的位置。在受到硅谷财富的震撼之后，他们断定：美国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
在这些科学家先进思想的感召下，中关村的一些企业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自己本来正常地追逐财富，追逐成功的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上升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夸张高度，似乎自己个人的荣辱，某一个企业的兴衰，已经代表国家利益，而不再是商品经济大潮中正常的市场表像。在这种人造的神话氛围中，当企业家做出超越其社会角色，对于中关村，甚至产业未来发展发生损伤的行为，也同样受到犬儒主义的追捧，正常的媒体批评却被压制和扼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处于硅谷奇迹中心的一批美国人，却对中关村人所诠释的“美国速度”，看法正好相反。克林顿曾召集美国IT业界顶尖的近百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组成“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即PITAC。PITAC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硅谷的繁荣，及其所带动长达近10年新经济奇迹，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在IT领域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中长达50年的积累性投入和研究成果，这种投资甚至早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便已经打下基础。PITAC还尖锐指责克林顿执政期，在政府投资的IT研究领域所出现轻“基础”重“应用”，趋“短期”弃“长期”的严重偏差。PITAC担心，政府投资在IT研究领域所出现汹涌的应用化大潮，将把未来美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前PITAC对克林顿政府的指责和忧虑，在小布什当政，新经济泡沫破灭，整体经济步入衰退的时代，被迅速扩散到整个美国的科研领域。现在的硅谷开始担忧：如果越来越多优秀的科研人才，被迫，或者受到巨大财富的自然吸引，直接赤膊上阵地投身淘金潮，是否意味国家智力资源的巨大消耗？以及多数科研人才，因选择不适合自己道路，而导致创业失败，悲剧性的个人命运？它是否会在不远之后直接导致美国丢失“高科技领导者”的地位，一旦如此，美国也将丢失“下一轮硅谷”的繁荣，“下一轮新经济”的奇迹——从而最终丢失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
2万余字《痛苦的裂变》用了超过1半的篇幅，从世界信息科学和信息产业的百年历史，追根溯源，探究了这个关乎中关村未来，甚至大国之兴衰的问题。
虽然，4年前，它的核心论点，曾受到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公开批判，但是今天，我们依然坚持认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正好切中中关村痼疾，而且还和政府科教兴国的根本大计一脉相承，不仅不阻挠改革，反而是有关未来，良性的推动力量。
今天的中关村，比过去更加危机四伏，比过去更需要直面忧患！
当然，我们依然欢迎继续争鸣。毕竟每一个关心中关村现实和未来的人，都有着对于中关村问题同等的发言权利。依仗权力和金钱，剥夺话语权的时代，已经消亡。
重返象牙塔
在中国的科学家争相涌出“象牙塔”的同时，美国的科学家也纷纷耐不住寂寞，背弃了基础性的研究室。近日，美国IT业界的权威人士终于警醒：政府必须设法尽快让科学家重返“象牙塔”，否则新世纪到来之际，美国将因此而失去其领导者的地位……
IT前100年：欧洲，怎样从领先到落后
IT技术起源于欧洲。国际计算机界公认、当之无愧的计算机之父，系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巴贝奇教授。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巴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设计的差分机和分析机。英国人很快便遗忘了巴贝奇的理论。但是，1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艾肯教授却在IBM的资助下，将巴贝奇的梦想变成现实，1944年，艾肯根据巴贝奇理论研制的MARK I成为IBM大型机的鼻祖，它奠定了IBM在国际IT市场大型机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英国人图灵被尊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二战期间，图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英国政府破译德国人的密电，使盟军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军潜艇的袭击，为他的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英国人却似乎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意图灵在计算机理论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图灵去世的第12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而并非英国计算机协会BCS)专门设立了图灵奖。该奖被看做国际IT业界的诺贝尔奖，它极大鼓励了美国IT领域的科学家，置身于相对寂寞的研究室，潜心从事那些基础、前瞻和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
50年才积累的经济奇迹
1946年，在政府资助的美国宾洲大学国立实验室，冯·诺依曼教授等4位科学家在经过7年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终于推出全球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48年，在AT＆T贝尔实验室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的物理学家发明了晶体管，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紧接着，1954年，全球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投入运行。1955年，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创立肖克利实验室和他自己的公司。两年后，包括诺宜斯和摩尔在内，8位年轻的科学家离开了肖克利实验室，创立仙童公司。在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的基础之上，诺宜斯发明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技术；而摩尔则于1965年发表了摩尔定律；1968年，诺宜斯、摩尔和格罗夫离开仙童，创立英特尔，诺宜斯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技术和摩尔的理论，为英特尔后来的腾飞提供了领先于全球的技术基础。同年，仙童还孵化出AMD。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今天的英特尔和AMD，甚至包括摩托罗拉等公司的芯片技术，实际上受益于半个世纪以前贝尔实验室3位物理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
在软件的核心技术方面，政府投资的MIT国立实验室发明了Muldics分时操作系统，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发明XDS940分时操作系统，这两项发明为此后贝尔实验室编写第一个Unix版本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源于政府投资的发明还有BASIC和PL/I语言等。另外，IBM的科学家发明FORTRAN语言。贝尔实验室发明C语言，并正式发布Unix操作系统。施乐公司的Xerox PARC开发了著名的以太网、激光打印技术，特别是其发明的可应用于PC上的图形界面、鼠标设置和“所见即所得”编程语言，为12年后苹果推出Macintosh、微软推出Windows操作系统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欧洲人发明Pascal以及后来的Linux。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基尔代尔教授使用其自创的PL/M语言编写了世界上第一个微机操作系统CP/M，但PL/M语言被普遍看做是PL/1的翻版。微软公司1981年为IBM PC所开发的DOS，则被认为汲取了PL/M、BASIC等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营养，而后来的Windows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实用型产品。DOS本身并无惊人之处，在技术方面比尔·盖茨除了熟稔于BASIC以外，别无所长。与其说他是一位技术天才，不如说更多是一位幸运的市场天才。
半个世纪以来，如果说美国人在高性能机和软硬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其中企业的投资与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因特网产业在美国得以迅速膨胀，则几乎完全得益于政府投资以及相关的政策。1968年，美国政府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兴建阿帕网即ARPAnet，阿帕网的初衷拟在高校、国立研究所和政府机构之间互通信息。1969年9月2日，加州大学的克莱因罗克，首次破天荒地将计算机连上一台冰箱大小的路由器，并实现相互之间的对话，克莱因罗克后来被尊为因特网之父。1995年4月30日，在克林顿政府的倡导下，ARPAnet的经营权正式被交付给了AT＆T、MCI等私营公司，ARPAnet终于步出象牙塔，走向商业化，演变成今日真正意义的互联网。当时互联网的网民仅为数百万人，但在如今仅仅不足5年的时间内，网民数量就已接近两亿。互联网产业被普遍看做下一个世纪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9世纪，英国的IT研究水平比美国整整领先了100年，却由于缺乏研究经费而中途夭折。直到20世纪中叶，在图灵的时代，英国在IT理论领域的研究水平仍旧遥遥领先于美国人，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以IBM、 AT＆T为代表的企业对IT技术的基础性、长期性研究项目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国在IT领域前瞻性、基础性、高风险性研究项目方面逐渐超越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在IT基础研究领域辛勤的耕耘显然并未立刻转化为生产力，也并未立刻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回报。50～60年代，美国人藉兴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车等传统工业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70～8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领先于全球的IT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仍处于酝酿和积蓄能量的阶段。直到90年代以后，经过将近50年的助跑，IT技术才终于为美国带来持续了10年，史无前例的新经济繁荣。
日本人“凝固”的微笑
数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志得意满地批评美国IT业界，虽有杰出的基础研究水准，却缺乏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产品和贸易的竞争中屡遭失败。盛田昭夫认为，贝尔实验室虽然发明了半导体，却将它束之高阁。盛田十分满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将技术买去后迅速制成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索尼因此获得巨大的市场收益。然而，不久后，人们便发现美国人虽未将半导体技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但也从未将其束之高阁，事实上，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很快演变成了IT领域的大中型机、PC机以及信息电器等硬件的核心技术。
由于日本人过分强调产业化、过分追求短期的市场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业从无耐心在IT领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投入与辛勤耕种，致使日本在IT的技术水准与产业发展方面，整体水平始终落后于美国。美国人掌握IT领域的核心技术，日本的IT产业迄今为止基本上始终处于一种“跟风”的状态，许多领域，不比中国的技术更先进。即使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佳能的打印机等低端产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场成功，亦远远未能从总体上改变这一态势。被誉为“光通信之父”的日本物理学家西泽润一先生不久前对传媒诚恳地指出：“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不能纯粹模仿别人，日本在这方面就失败了！”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被挤碎之后，长期陷入萎顿，至今难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顶级科学家西泽润一先生的脸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业家盛田昭夫式的窃喜，西泽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几乎与此同时，IT技术带给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栽树纳凉，与掠夺后人的人
上世纪最后10年，美国似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经济繁荣期，增长提升、生产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一直预计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似乎全都消失了。据英国《经济学家》载，1998年，IT业在美国GDP中比例已升至8.2％,超过了汽车等传统产业，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1995～1998年，全美经济增长额平均有35％源于IT业，其余没有任何一个产业的贡献可与之相提并论。IT产业孵化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使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高出普通美国人的平均收入。美国生产力权威——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同样在1995～1998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表现如坠无底深渊，非耐久制造业生产力增长趋缓、除电脑以外的耐久制造业生产力亦趋缓！
2003年，经过了大约3年的经济低迷之后，因特网经济依然表现出较之与其他产业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很多人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奇迹归功于克林顿政府，该届政府为因特网经济一路拧亮绿灯，首次倡导“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等概念，并为此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新经济奇迹曾被看作了克林顿的政绩，正是倚靠于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终未被斯塔尔、共和党等赶下台去。
1997年，克林顿总统亲自倡导建立了“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即PITAC，该委员会汇聚了美国IT领域学术界和企业界近百名顶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一度提交IT咨询报告。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对克氏当年在IT领域显赫的政绩只字未提。该委员会指出，当时美国新经济奇迹，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在IT领域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当中长达50年的积累性投入，这种投资早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便开始打下了基础。言下之意，克林顿只不过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享福之辈。不仅如此，总统咨询委员会还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政府投资的IT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轻“基础”重“应用”，趋“短期”弃“长期”的严重偏差，展开尖锐的批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投资在IT研究领域出现了汹涌的应用化大潮，这股潮流将把未来的美国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对此说法深以为然。他后来除了继续到处宣讲“电子商务”、“数字政府”之外，政府投资的应用化潮流也已经得到了部分扭转。
事实上，从二战期间直到80年代，长达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以IBM、AT＆T为代表的美国IT企业，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从所做贡献来看，丝毫不逊色于历届美国政府曾经付出的努力。IBM公司在这方面投入为其自身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保证了IBM数十年以来，始终在国际IT市场的大型机领域占据领导者的地位。然而对于AT＆T和美国施乐等公司而言，它们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却更多演变成国际IT业公共财富。上世纪80～90年代，当英特尔、AMD、微软以及苹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际，贝尔实验室和施乐Xerox PARC中心在50～70年代所做出有关晶体管、有关“所见即所得”等基础性、前瞻性的IT研究成果，事实上分别演变成这些后来居上，年轻公司们迅速发迹的垫脚石。
21世纪，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厚积薄发的IT技术为美国经济插上了梦幻般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PITAC在最新的调查中，也惊异地发现，最后10年，美国的IT公司纷纷大幅削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转向短平快，能够迅速带来商业利益、所谓任务导向型市场项目的开发，这些短期项目的平均周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最短的大约仅为3个月。
PITAC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IT产品、通信设备以及服务市场所出现的平民化浪潮。PC、信息电器等产品的大量涌现，加剧了IT公司之间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已经从80年代技术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转向包括价格、服务、包装、营销方式和技术在内的全面竞争，多数IT公司的低端产品利润率下滑。全球前5大PC厂商中，竟有包括IBM在内的3家公司在PC营销中出现亏损。而赢利的Dell，以及苹果短期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独特的营销手段，甚至于特殊的外观形象，技术在PC市场的竞争当中已经不复重要。PC、信息电器等IT产品沦落为制造业，已经不再被称作高科技。在有关价格和利润率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IT公司不得不调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长期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缩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紧紧跟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上世纪90年代，全美的IT公司用于满足市场需求短期产品的研发经费高达每年300亿美元，占据全部IT研究经费超过90％的比例，比80年代多出两倍。现在，即使在美国，也已经很少有IT公司愿意为10年以后才会获得的收成而投资了。
AT＆T的贝尔实验室曾经专注于基础研究,先后产生了3项获诺贝尔奖的成果、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尔实验室为国际IT业界所做出的贡献，曾经为AT＆T赢来极高的声誉，但其因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却微乎其微。AT＆T和施乐等公司实际上长期承担了本该由美国政府承担的投资和义务。这对于美国的社会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但对公司本身而言，却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偿失、愚蠢的商业行为。后来，在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公司以后，精明的朗讯人大幅缩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转向短期项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转化周期从原来的10～13年,迅速缩短为2.5年。即使IT业的头牌明星IBM，最近5年以来，迫于竞争压力，也相对增加对短期应用型项目的研发投入。而PC工业的灵魂——英特尔和微软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换代以及投入市场的周期最快的已经缩短到了半年甚至3个月。
不仅如此，PITAC还发现，即使由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一方面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1998年收到1100封信和850个IT申请项目，但最终只能给75个项目投放资金。2级中心ASCI等的情形类似。为了取得入围资格，研究者们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写信提出建议上，这对他们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PITAC认为，联邦政府投放在IT技术研究方面的资金太少了。对此，最大的受害者并非这些研究人员，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美国在未来IT产业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在21世纪信息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这意味着：上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奇迹在兑现了其50年积累的技术资源以后，开始了对未来IT技术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另一方面，当时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已经出现严重的急功近利、转向应用的趋势。大量的政府投资没有被运用到保持IT经济的增长、战略的制定、和美国社会重要的领域。上世纪50～80年代，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绝大多数被用于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高风险性的IT项目，最著名的例如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以及高性能并行处理机、HPCC的研究计划等。但是最近10年，应用型、短期的IT研究项目大量涌入。1995年，超过2/3的政府投资项目转向短期的应用项目，最末两年，政府在短期应用项目方面的投资持续上升，甚至已经占据高达95％的额度。
即便如此，PITAC仍旧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因此而苛求私营化的IT公司，强行承担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期研究工作，除非这些公司出于自身市场需求，自愿地进行投资。但是，PITAC大声疾呼，当时，美国政府所投资太多的钱被用于短期应用型、任务导向型的IT研究计划，而长期基础性的研究项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5％。这是以失去明日领导权作为代价所换来的短期的超速发展。这是对于明日的IT资源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扭转出现在政府投资IT研究项目当中，汹涌的应用大潮。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10年内面对经济增长的严重萎缩，新经济增长的梦幻将因此而破灭。美国将在2010年以后失去其在国际IT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将远远大于政府理应支付的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经费。
投资于未来
早在上世纪末，当美国还没有从新经济奇迹中滑落，还处于兴高采烈收获的阶段，PITAC便洞察到，一个单独的IT公司越来越无力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获的长期项目进行投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演变成IT领域的公共资源。它们为IT产业创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库、知识库和方法库，并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它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司，也为现有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的储备，同时，它还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税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公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竞争力。PITAC认为美国政府责无旁贷，应当全面地承担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具有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义务。PITAC认为，政府播种在IT长期研究领域的投资，其收成并不一定能在下一个10年当中获得，但却一定会在下一个40年当中获得。
PITAC建议大幅追加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总体投资。这些资金将被追加到软件、高速因特网、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IT作用于美国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等长期的研究课题。PITAC建议将25个国立研究机构中大约1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5万提升到50万美元。将另外50个机构中2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0万提升到25万美元。PITAC认为，应当以丰厚的研究经费吸引更多的、刚刚毕业的IT博士投身于学术环境,致力于长期基础性领域的IT研究项目，从而避免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被私营的IT公司夺走。PITAC预计在未来5年内吸引2500名博士，其中1000位博士将获得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另外1500名博士将获得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
PITAC认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资在长期高风险性IT研究项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费用，才能够重新夺回高校、国立实验室和优秀的IT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们重新投身寂寞的“象牙塔”，致力于长期、基础、前瞻性IT项目的研究。避免IT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夺去宝贵的智力资源。
PITAC指出，1990年以来，在有关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研究计划即HPCC计划当中，许多研究项目为了快速投放于应用而囿于研制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大量有价值的探索。70和80年代，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被鼓励去想像和现实富于戏剧性差异的未来，并且去探索未来。研究所给出了足够的资源和时间使他们专注于这些难题。其结果是戏剧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程度、机器人学、晶片设计、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虚拟实体的研究。PITAC希望看到这种精神重新焕发在20世纪末，由美国政府主导的IT研究项目当中。
PITAC认为，政府应估计到个别的研究项目有可能得出无用的研究结果，但政府仍旧应当鼓励科学家的探险精神，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环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发明才有可能从中产生；才有可能给这个产业带来未曾预期的未来；给美国的未来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更多的工作机会、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利益；美国经济的增长才有可能从中获得持续不断的燃料。它将保证美国在下一个千年获得持续的繁荣与兴旺。但PITAC亦强调，每一个研究项目都需要接受权威机构的测试，以确定其在未来若干年后能够获得现实的应用。
科教兴国与知识创新
在中科院计算所，专事高性能机理论研究的唐志敏先生指出，2000年度，那里的科研经费大约为人均10万元人民币/年，已经比前些年提高了数倍，但仍远远低于从事短期市场产品开发的研究人员经费，据悉，而联想等企业所投资一些项目的研发费用最高的已经超出了100万元人民币/年。一位专业人士认为，在国内，如果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能够提升到50万元/年，便将极大地增强国家在IT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竞争力。
其实，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逐步提升国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199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并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资、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1998年以来，政府多次强调，我国应珍惜高科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国家对于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于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工作。1998年，中国政府在遭遇洪灾、亚洲经济危机等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仍旧对中科院增加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1999年，国家特别批准“知识创新工程”在中科院进行试点，为此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科院基础研究工作进行投资的力度。据悉，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业费比往年提高了约一倍，达每年48亿元人民币。与联想“分家”之后的计算所以及软件所、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机构，也在龙芯，LINUX，高性能机，宽带技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更大投入，并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谁在透支未来？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媒体是爱因斯坦系列的追星族；而到了90年代，这些媒体却沦落成比尔 盖茨系列的追星族。尤为可悲的是，目前比尔 盖茨最热烈、最广大，最年轻的追星族，其实不在美国本土，而在中国的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位其貌不扬，却“酷”光四射的“首富”每一次访华，总是掀起一次比一次热烈的，一次比一次广泛的崇拜热情当中，得到深刻的体会。近10年以来，各种机构在青少年人群中所作的调研表明，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孩子们心目中最值得仿效的英雄，既不是“愚蠢”的保尔 柯察金、雷峰，也绝不是像岳飞那样“过了时”的民族英雄，甚至金庸笔下那些浪漫的英雄系列也绝不可能和这些孩子心目中，对于比尔 盖茨的追随和仿效，来得迫切和广泛。
而上世纪80年代，曾经作为中国青少年科学偶像的陈景润，在英年早逝之后，甚至于一个象样的坟茔，还要依靠企业的赞助才能得到。继陈景润之后，在曾被视为高科技圣地的中关村，科技人员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得到应用的尊重。
当今天的北京人，一再受到黄沙侵范和包围之时，才终于意识到，生产力需要发展，森林、草原的自然生态同样需要得到平衡，得到保护，否则，人们不得不自食其果。
中关村周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风水宝地。而现代中关村更处于以国内顶尖，亚洲知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72所高等院校；以国内最高规格科学城——中科院为代表，众多科研机构的环绕，烘托之中。在中国国内，其高知识、高智力的密集（而非领先）程度甚至于超逾硅谷，更超逾台湾新竹。如果，在这样一个代表中国最高智力和未来生产潜力的地方，从事科研的生态与从事产业的生态不能够以恰当的比例，保持相互协调，良性互动，而只能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廉价利用作为代价，那么，中关村没有未来。
今天，4年过去了，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年轻而优秀的科研人才，首要投奔的科研胜地，绝不再是联想们，而是微软研究院、IBM研究院、惠普研究院。即使在过去信息化繁荣的时代，中关村的技术水平也始终没有脱离为别人“装配”和“打工”的阶段，而联想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一直缺乏突破，更加速了新一代中国科研人才的外流。
科学家终将绝迹？
世纪之交，2000年到来之际，一家著名站点曾经发起：“3000年人类将会怎样”趣味问答。或许不及等到3000年，科学家早已绝迹……有人在网上提出质询：联想可以失去倪光南，但中国失去“倪光南们”，将会怎样?
关于“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还是科学家的企业？”对英特尔而言，它显然既是企业家的企业，又是科学家的企业。
英特尔的前总裁格罗夫虽然拥有博士的学历，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并不能和商业相比，英特尔最初崛起更多依仗了诺宜斯的集成电路技术以及摩尔对于产业发展成功的预见和研究成果，格罗夫能够成为英特尔的掌门人亦应归功于诺宜斯和摩尔的提携。适当的股份使这3位创始人从未因内耗而阻碍公司发展。格罗夫肯定不是一流的科学家，但他完全可以被称作本世纪最卓越的拥有IT技术背景的企业家。难以想像，失去了格罗夫在管理与市场方面的才能，诺宜斯和摩尔的创业是否会步他们的导师，半导体发明人肖克利的后尘。直到新世纪之交， 全美富豪排行榜上，摩尔的个人财富远远居于格罗夫的前列。在英特尔，合适的股权与体制保证了科学家与企业家完成他们共同的成功。
我们曾经深深地疑惑，究竟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推动着产业的进步?多方寻访之下，得到的答案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推动产业的进步。但是，在IT业界如英特尔的完美模型毕竟少而又少，更多的情形是，科学家在研究室中苦苦研究的成果变成了企业家的财富。科学家更多成为企业家成功的垫脚石。前些年，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陈景润们被看作时代英雄，但是现在，即使在美国、即使作为图灵奖、诺贝尔奖的得主，谁能够比得上比尔·盖茨、杨致远们的喧嚣和风头？不同的是，在美国，科学家充当了垫脚石之后，还有图灵奖、诺贝尔奖之类可以权当安慰，但在中国当今的中关村，科学家在贡献了其心血与智慧之后，还必须考虑到如何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某一种理由受到驱逐的危险。
将来的书籍将不再闪耀那些愚蠢的所谓技术与知识的光芒；所有的书籍将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导人们怎样赚钱；怎样到累积着无数前人智慧与血汗的互联网上去淘金；怎样榨取别人的血汗为自己赢来财富或者权利，这种人被称作知识英雄，而那些充当垫脚石真正拥有知识的人，则似乎注定只能四处受到“驱逐”。他们最终所收获的可能只有屈辱！
如果你还在求学，你是否还会将当科学家作为人生梦想？如果面对你的后代，你会告诉他，你希望他成为一位企业家抑或软弱、清贫、屈辱的科学家？还是做一位互联网上无眠的淘金者吧!直到有一天，互联网彻底地崩溃……因为除了赚钱，没有人将关注互联网上的公共安全；没有人有能力从互联网技术的深层去预见互联网上可能发生的灾难；更没有人有能力对此提出如何规避的策略，因为届时，真正的科学家业已绝迹，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
3000年，卓越的科学技术的天才那时早已在这个星球上受到彻底的驱逐和消灭……
中关村产业源头正本清源的过程
1999年12月28日，《痛苦的裂变》长篇报道主体已完稿，因中科院计算所科研人员提供的消息，报社派遣作者以旁听的身份，亲历了以下会议。当然，由于事前中科院和联想均拒绝就此事接受正式访问，所以，当时作者的确只能“混”进会场。那是一间十分破旧的教室。
《计算机世界》当时之所以对这个会感兴趣，缘于1年前的1998年，联想宣布与计算所合并，这是当时轰动全社会的事件，所谓国内IT产业第一号“巨无霸”型企业鲸吞国内第一号IT科研机构，“儿子”吃掉“老子”。包括《计算机世界》、《北京青年报》等等，几乎当时所有主流的媒体，全都不约而同对联想这一“改革新举措”，给予热烈掌声。而《计算机世界》更曾派出3名记者和一名副总编辑到计算所现场，参加当时会议，旁证了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宣布该决定。事后，早在1998年，当时《计算机世界》就用10个整版篇幅，对此事进行了详尽报道。
仅仅一年后，刚刚被热烈祝福过的“新婚”，又面临“离异”，刚刚被联想极力称赞过的高文所长，又要被免职，作为IT媒体，《计算机世界》当然欲探根究底。
更重要的是，当时产业内一大批科研人员也对此事意见很大，议论很多。有人甚至当面质问当时《计算机世界》总编辑：你们为什么不报？为什么不敢报？《痛苦的裂变》也楔取了1999年12月18日，在一个计算机产业论坛上，部分业内高级科研人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部分发言。
毕竟，这个问题关乎国内IT产业现实与未来。中关村前20年繁荣，原本也是以“2校1院”多年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储备做基础的。对这些资源过渡开发，滥“砍”滥“伐”，不仅将加剧国内IT产业在技术、人才和市场上所面临的殖民化危机，也将彻底葬送民族IT产业的未来。
《痛苦的裂变》不仅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在IT产业搞“拉郎配”，所导致负面影响，反映了当时业内科研人员“沉默大多数”对这个事的意见；更用了1万多字的篇幅，由IT产业发展历史，由PITAC对美国人未雨绸缪的建议，从根本上驳斥了当时所推行这套“路线”严重的危害性。
历史永远是未来的老师
从那时以后，4年过去了，计算所被明确定义了在产业高端、核心技术、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项目方面的定位，并因此得到中科院更加大力，更加清晰，更加切实地支持，大约3年后，他们推出著名的“龙芯”，也在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联想所属的联想研究院，也紧密配合了，联想在以PC为主，低端市场竞争方面的需要。
后来，2个机构为了争夺在高性能机方面的技术主导地位，曾发生所谓互挖“墙角”，抢夺人才的竞争。这种事里面，通常而言，付不起高薪的科研机构总归容易吃亏，这种状况在国际IT领域，倒也普遍存在。所以，当年PITAC，曾高声呼吁美国政府一定要给予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充足的科研经费，并给予科研人员适当高薪，不然，即使高端人才，也很容易发生流失。在任何国家，均属比较无奈的一件事。
《痛苦的裂变》在当时情境下所做切实贡献在于：它明确指出，中科院计算所与联想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而绝不应当是谁领导谁的关系，计算所的科研项目（如果联想给钱，可以从用户的角度商量），计算所所长的任免，无论高文也好，李国杰或者任何人也好，应当由中科院决定，联想不应“越位”参与这个决策。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头”上设立理事会，并让联想在其中占据多数席位，从而完成对计算所的实际控制，这样的一套建制，根本就是不对的。
将国内大多数与应用科学密切相关，或者人才、成果泛泛的科研机构直接推向市场“断奶”，当然很正确，但国家依然应保留部分拥有尖端技术和人才，顶尖的科研机构，两者应保持一定的配比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国内IT和中关村的产业源头，正本清源的过程，及其所曾走过的一段弯路。因为，“历史永远是未来的老师”，而且这段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
附录：高科技园区发展动因和组织及管理方式研究
高科技园区发展动因分析
高科技园区是由其参与主体的需求推动产生的，高科技园区发展也要依靠其参与主体的行为协同配合，本节从高科技园区参与主体的需求及角色定位入手，探讨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动因。
高科技园区参与主体概述
高科技园区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企业（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支撑服务中介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政府（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1、企业
（1）高科技企业
这类企业是高科技园区孕育、生长的基本细胞，是指那些敢冒获利与损失不确定性之风险，以开发和生产经营高科技产品为主要任务，富有创业精神和开拓能力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一般应具有如下特点：1）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智力密集度高；2）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能源消耗低； 3）投入大、风险高；4）在运行机制上，实行以市场为导向，融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以竞争求生存。
（2）金融机构
高科技产业的高效益是以高投入高风险为代价的，因此资金是影响园区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高科技园区的生长需要强劲的金融支撑，需要各类银行、风险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境外银行在园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等的支持。
（3）其它支撑服务机构
主要指类似的一些机构：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高科技贸易中心、科技交流中心、进出口公司、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专利机构、律师事务所、税务、海关驻园区监管小组、商检部门驻园区部门等等。
2、大学和科研院所
纵观世界各国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几乎都离不开高水平的高等院校的参与。大学不仅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且也是新知识、新技术的诞生地。园区设在高等院校密集的地区，有利于智力与资金的结合，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大学在园区建设中，具有培养人才和输送技术的双重功能。
科研院所主要指高科技园区内各类科学院、研究院、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高科技企业提供科研成果。
3、政府
（1）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这是一种独特的服务性实体，一种为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帮助的新的组织形式，其目的是培养创新型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通过提供整套服务设施和管理咨询服务，使小企业尽快成长起来。
（2）专家咨询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般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拓创新精神的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和学者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高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和有关政策进行咨询评估。
（3）管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高科技园区建设与管理的领导决策机构，负责开发区的总体发展规划，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宜，是行使政府职能的具体机构。
高科技园区参与主体的需求
本来，企业、大学和政府不参与园区也可以按照固有的模式发展，那么，它们为何要在园区里聚集起来？高科技园区的吸引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参与主体的需求入手，分析其参与园区的利益驱动机制。园区能够充分满足参与主体的需求，而这正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动因。
1、高科技企业对园区的需求因素
（１）降低交易费用
高科技产业技术分工专业性强，生产组织是垂直分离的，同时这些生产组织之间又存在大量的交易关系:如长期或短期的转包合同、原材料的投入产出联系、上下游生产组织之间甚至还需要战略信息的详细交流。这些交易关系中的一些主要交易费用是受空间距离影响的，如签订稳定的交易合同需多次谈判，市场变化需交易双方频繁接触，以及运输费用、通讯费用等。这样，处于垂直分离生产体系的高科技企业会由于减少交易费用而需要地理区位上的相近。高科技园区的出现将这种自发性的空间集聚演化为规划集聚，而且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机构来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2）共同利用资金、技术市场
高科技企业是研究开发投入高、研究开发人员比重大的企业。其投入具有风险性，且起步资金需求较高；其人员需经高等教育及培训，且专业性很强。这样，企业最初可能会选择集聚在人才和资金的充裕地区。高科技园区一般建立在大学、科研机构附近，或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它本身的资金技术市场就比较发达，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地把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吸引过来。
（3）各种资源快速整合
高科技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单种资源的充裕供给，而且需要各种资源快速流动和结合。效率是高科技企业的灵魂。在产品生命周期或价格变化缩短的情况下，只有各种资源要素的快速组织，才能使高科技成为有效益的投资。这包括资金与技术的结合，供应商与制造商、用户的快速结合，从产品构思到产品最终使用之间的各个环节要尽量的少。高科技园区内功能齐全的支撑服务体系保证了这种需求的满足。
（4）增强创新能力
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智力资源。企业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内部研发人员的创造主动性，重视其工作、生活和文化等环境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研究能力有限，必须向高科技之源--大学和科研机构寻求合作。高科技园区的环境宜人，思想活跃，内部有很多研发机构，可以较好地满足企业增强创新能力的需求。
（5）需要政府法律保护
高科技企业的生命在于技术创新，但若技术创新不能被法律保护，轻易任由他人仿制，则会大大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高科技园区内部法律服务完备，设快速申请专利通道，推行企业产权明晰化，园区内部还可以突破传统工资制度，实行科技人员持股政策。这些都有利于对技术创新进行保护。
（6）参与孵化
新创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往往存在资金短缺、创业者缺乏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市场开拓能力有限等问题，存活率普遍不高。高科技园区内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具备了企业生存与成长所需的服务机构与环境，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四级孵化模式，帮助企业成长。
（7）跨国公司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
这一点在我国体现十分明显，跨国公司为抢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产品等市场，纷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但其研发中心进行的不是顶端高科技的研制，而是对原有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如MOTOLORA同一型号的手机在中国大陆和在香港台湾的就不一样）。高科技园区政策优惠、服务周到，是其进驻发展中国家的最好选择。
2、大学和科研机构对园区的需求
（1）大学的困境
长期以来，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求知识、取得科研成果、与此同时培养可以进行高强度研究开发活动的人才。由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这种工作目标和工作兴趣，使得其在一定意义"超凡脱俗"，对于政界和经济界不够了解并且有轻视的倾向。大学和科研机构按照从学生到教授、从科研成果到著书立说这一模式运行了近20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略有变化，不但一些人文科学教授从政，一些自然科学家也进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科技界与政界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科技界的地位在二战以后得到了显著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和科研机构却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由于科研规模扩大和教学经费的提高，而政府的支持有限，虽然一再向政府施压，仍得不到很好解决，造成科技界和政府的矛盾；二是学校培养的学生逐步不适应企业在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两方面能力的要求，因此供大于求，名牌大学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于是，大学和科技界不得不转向社会，面向经济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２）参与园区解决困境
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高科技园区，可使其扩大对社会开放，密切产学研结合，教学科研从生产实际中获取大量、及时、准确和全方位的信息，促进教学科研机构有效的发展。同时，还可推动大学的改革，调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积极性，优化学校科研资源的配置；重要的是，还将有利于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消解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冲突。最后，大学高新技术成果需要走出校门、融入社会、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张和产业化。
（３）大学在园区中的角色定位
第一，高科技成果的发源地和生产点。大学由于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手段，能够不断得研制出高科技成果，并对原有的高科技成果进行完善和修改，使高科技园区成为有源之水。第二，高科技产业的辐射中心。大学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自己的高科技成果扩散到园区内的高科技企业中去，积极参与将其 转化为高科技产品，并利用高科技很强的渗透功能和波 及功能，将高科技成果迅速辐射到周围地区。第三，高科技企业的孵化作用。大学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高科技人才同学校内部的或社会上的资金、生产能力等结合起来，孵化出高科技企业，这在高科技园区的初创和成长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如硅谷最初即是以此方式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第四，高科技人才和知识的输送作用。大学不仅可以每年培养出大批高科技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些毕业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高科技园区，成为从事高科技开发的生力军，而且校内大量高级专门人才又可随时帮助园区的高科技企业解决生产、开发和经营中的疑难问题。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又可以直接进入或创办高科技企业。第五，高科技信息的集散中心。由于大学自身的功能和长期形成的习惯，对国内外高科技研究与开发的信息非常敏感，因此自然就成为高科技信息的集散中心。
3、政府对园区的需求
（1）发展高科技以增强国家实力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于是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力图发展高科技产业，竞相抢占高科技的制高点。近４０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成为决定所有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但高科技产业是建立在高效的研究开发活动基础上、科技与经济全方位深层次结合、一体化发展的产业，是技术、人才、资金等高密集的新兴产业，只有当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相关产业进行融合、相关科教机构和人员进行合作、以及供产销相关的企业发挥协同效应时，才能得以发展。单纯依靠高科技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简单合作是不能完成高科技产业化的，因此有理由由政府出面构造一种集官产学于一身的载体形式，来完成这一任务。
（2）创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地区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会导致资金、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等生产要素从后进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如果不采取对策，后进地区不仅难以发展，而且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日益扩大。然而，后进地区的发展不仅是地区自身利益的要求，同样也是整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扩大国内市场、增强经济自主能力的要求。
高新技术创新活动已使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新的突破：即使一国生产要素资源相对缺乏，但只要该国能在高新技术创新活动中取得比较优势，就不但能够获得国际市场竞争的"通行证"，而且将取得世界经济竞争的"决胜权"。所以，创建高科技园区这样一个区域增长极就可以以它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优惠的政策环境，控制人才流失乃至从先进地区吸收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3）促进就业、增加税收、保持社会稳定
由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一些产业沦为夕阳产业，其中的企业破产倒闭、人员失业下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导致政府福利支出增多，税收减少。政府迫切需要新企业、新产业来吸纳传统产业流失的生产要素。高科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它自身能够形成产业，而且在于它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利用高科技对传统设备和陈旧工艺进行改造以提高其设备精度、加工质量和生产效率；利用高科技队传统产品进行改进，使之质量性能大大提高，并降低其生产成本；或者利用高科技开发出新的产品，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利用高科技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使某些传统产品由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大生产转变。高科技园区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佳载体，而且园区本身又可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于政府是充满魅力的。
（４）政府在园区中的角色定位
第一建设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高科技园区内的基础设施以及为之配套的设施，由地方政府投资或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修建，世界上大多数的高科技园区都是由政府或政府参与兴办的。第二，教育和科研投入。政府通过教育和科研投入，能够吸引部分科研人员进驻园区从事科学研究与开发。第三，政府通过投放种子基金，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开发，可以起到示范和催生的作用，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特别意义。第四，政府通过制定诸如金融、税收、外贸、物价、关税、人才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进驻园区，鼓励本地产品出口，为当地的企业提供各种咨询和其它服务。
１+１+１>３：参与主体与园区的互动
１、聚集效应的局限
高科技园区若仅以能满足参与主体的需求而将各参与主体聚集到一起，则充其量只能发挥聚集效应，而聚集效应是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的，到达一定时间点或空间规模，园区的聚集就会发展不经济，分析如图1-1：
图1-1聚集效益的局限
从上文分析得知，园区的区位利益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聚集规模经济利益， 二是交通（运输）费用节约的利益。随着高科技园区聚集规模的不断扩大，上述利益及其辐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聚集经济作为园区规模的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由于规模经济原因，它以递增的速率增加；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聚集成本（不经济）逐步加大，出现了规模不经济，从而园区聚集经济利益逐步以递减速率增加，甚至出现完全递减的现象。高科技园区的交通利益存在着类似状况，随着园区的增长，最初因规模经济原因，交通费用随聚集规模扩大而递减；但随着聚集规模的日益扩大，到园区的运输距离逐渐增加，拥挤成本也因通行困难而增加，从而园区商品、原料的运输成本及居民通勤费用逐渐增加。于是，如图1-1所示，随着园区规模的扩大，园区的净聚集利益先增加而后逐步减少，甚至耗尽。
图1-1中，曲线A代表园区规模扩大聚集经济的变动状况，曲线T代表交通成本的变动状况，NA为净聚集利益的变动状况。曲线A先以递增速率增加，而后以递减速率增加。曲线T先下降而后上升，下降时表明交通利益的扩大，上升时表明交通利益的缩小；园区规模达到Ne后，交通利益逐渐变为负值。于是，净聚集利益NA表现为一条倒U曲线，先增加而后减少。在园区规模达到N1时，NA最大；园区规模为N2时，NA为0，从而表明园区的聚集利益被耗尽。如果园区规模进一步扩大，聚集利益为负，聚集生产或生活远不如分散方式有利。
因此，仅仅依靠将各参与主体吸引到园区发挥聚集利益，不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最终动因，园区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靠各参与主体与园区的互动。
２、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互动机制
（1）整体互动
高科技园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功能应大于各参与主体的功能之和。为此，就要充分发挥园区各参与主体的优势互补，合理组合，使园区内部各参与主体接受统一的协调，与园区互动。这样才能实现园区的发展目标，实现大于园区各参与主体经济目标总和的园区总体目标。从整体性观点来看，园区内只有合理组织，统一协调，科学管理，才能使园区系统功能产生放大效应，发挥出园区系统的整体优化功能。
（2）相关互动
园区的相关互动是指园区内各参与主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失去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园区这种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组织管理形式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创办园区，就是为了促进智力、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园区内各主体的联合，可以使高科技直接植入企业，同时使企业向大学和科研单位靠拢，使各主体的优势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缩短从研究开发到实际应用的周期，并且使联合的各主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从而产生凝聚力。园区的相关性特征要求我们注意园区内部各主体发展变化的同步性，使各主体之间达到相互协调与匹配，从而增加协同效应以提高园区的整体功能。
（3）网络互动
高科技园区内形成了创新的网络组织，包括园区内外的各个研究机构、高科技企业、中介组织、企业家、科研人员等都成为网络接点，作为结点的研究机构之间、高科技企业及其相关企业之间、中介组织之间、企业家之间、科研人员之间、其他员工之间通过网络连线使高频率、高强度的相互交流和接触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高科技园区独具特色的区域创新网络。网络的协同作用使创新能力的增强远远大于三者之和。
高科技园区资金来源比较
在高科技园区中，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都是新事物，属于创业性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因而资金是决定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的高科技园区，不同的园区模式其资金的来源渠道是不同的。
硅谷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但是，风险投资公司并不起源于圣弗朗西斯科的金融市场，而是来自硅谷自身产生的财富。在硅谷，实际情况是第一轮创业者靠他们自己创业的成功而获取资金和经验，来为下轮新公司的成长投入资金，提供管理经验。这样，尽管主要金融机构在硅谷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办事处开业于80年代，而在这以前，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硅谷就创造了自我支持的金融系统，以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再投资、培育下一批企业家。著名的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IBM公司等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高技术企业也向高技术中小企业投入风险资金。目前硅谷聚集了全美近50%的风险投资公司。
日本筑波科学城由于主要是通过政府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其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截至1990年累计投资16000亿日元；尽管近几年日本也开始重视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其风险投资对园区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剑桥科学工业园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科研经费以及风险投资。国家对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长期资助，对60年代末期建立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的资助，为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与计算机辅助设计有关的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剑桥地区生物技术企业的迅速发展，也同医学研究理事会在50年代开始提供资金的研究工作分不开。受硅谷风险投资机制的影响，近年来，英国的风险投资也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剑桥科学工业园中，成为剑桥科学园资金的重要来源。
高科技园区技术来源比较
硅谷所在地拥有包括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 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各个大学强有力的电子工程计划为硅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硅谷从60年代开始不断吸引世界范围的人才时，这个环境在初期阶段受益于良好的本地毕业的工程师，他们是通过学校自身的支撑体系集中提供的。因此，这些大学起了双重作用：首先，各个大学，尤其是斯坦福大学成为科学技术的源泉；第二，在该创新环境产生自己的劳务市场之前，大学是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供应者。
台湾科技基础薄弱，难以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台湾当局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目的是配合台湾经济发展，借园区之设置，建立优良之投资和研究环境，以延揽国内外专门科技人才，吸引留学生回台创业,引进高科技，将国外的先进技术转化为本地的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化，促进台湾高科技工业之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归台的海外学人中，不乏一些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长期任职的工程师。园区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何官慈既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曾在波音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担任工程师及经理，又曾在美国多家大学担任研究员和教授，并参加过斯坦福研究园的工作。台湾当局曾从美国IBM公司及休斯顿航空公司邀请到7位博士回台，目前这七位专家已组成"任创设计公司"进入新竹科学园区。近年来成立的旺宏电子公司，其主要成员中有38位是原来在美国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工业技术研究院的6000人中有800人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三个院长和十一个所长全是学成归来的。他们经险丰富，研发、管理能力都较强，他们的回归为园区带来了新观念和高科技，提高了园区的整体科技水平，使园区的经济发展能够和世界接轨。
与硅谷相似，剑桥大学是科学园区得到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剑桥大学有物理学、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科学等方面的优势，剑桥大学的学术优势在于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剑桥大学的声誉和许多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而后者又吸引了有才华的老师，反之亦然，保证了不断培养出优秀学生。这样，当这些学生进入企业界去创办公司时，就可保证公司的中坚力量具有较高的素质。
筑波科学城从一开始就与硅谷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是在政府严密的规划下形成之外，建设筑波的着眼点显然重点是放在基础研究而不是工业应用。尽管政府有意通过吸引私人公司入驻来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但由于日本的科研体制存在过分垂直一体化的问题，相互割裂，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环境，致使科研人员技术创新的能力比硅谷差了许多。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以筑波科学城为代表的日本式高技术园区侧重基础研究的发展思路，与日本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而工业制造能力却异常发达的情况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很难对两者作出简单的优劣评判。
高科技园区人力资源比较
表3-1 典型高科技园区的人力资源比较
组织方式比较
研究性大学、风险投资、高素质的科技人员等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基础资源。但是，创建一个有活力的高科技园区并不能通过简单地将各种必需的要素堆积在一起来实现。构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使各种创新资源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得到有效的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是台湾唯一由"国科会"主管的工业园区，其管理组织机构亦是在"国科会"下设"园区指导委员会"，作为园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该委员会由"经济"、"财政"等六位副部长、若干专家、"国科会"副主委、"行政院"开发基金执行秘书等组成，主要负责园区产业规划和园区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委员会聘有若干科技专家作为参谋，参与有关园区的规划设计、政策制定以及如何组织生产、科研，如何使产学研结合等等，再报园区指导委员会决定。
"园区指导委员会"下设园区管理局，负责园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和提供各种服务。凡是园区内所有企业的设立、吸引外资、产品检验、进出口查验、护照签发、厂房或住房兴建及销售均由管理局统一管辖。海关、税务、邮电、金融、警察、土地及水电等公共事业在园区设立的分支机构，均受管理局指导、监督。
自发创业型的高科技园区如硅谷，由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园区机制相对成熟，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配置上也达到了优化，其组织管理机构就不会象台湾和日本那样权利集中。
剑桥科学园区中的组织管理机构也不似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和筑波科学城，它在园区内成立了三一中心举行技术讲座，使各方人士能及时交流科技与经济信息，共享大学的数据库和研究成果。园区的管理由三一学院和作为剑桥不动产管理公司的比韦尔公司共同承担，专职管理人员仅两名。还有"工业联络办公室"，专门办理大学与企业界联络的事物。
以上附录内容来自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软科学项目《高科技园区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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