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反知识霸权的中国对策
一、中国IT业的危机
“惶者生存”
中国计算机业究竟有没有危机？危机究竟有多重？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很不合时宜。因为虽然98年遭受国际产业大环境、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打击走私等因素影响，计算机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近几年中国计算机业的成绩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国产PC崛起，将洋品牌份额从95年的70%左右挤压到98年的30%左右。其中联想更是一枝独秀，不但在国内市场遥遥领先，而且
跻身亚太三强。
但是除个别的成绩，除去由于市场快速膨胀所带来的表面繁荣，透视中国计算机业的深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计算机业危机不但存在，而且极为严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都映衬出这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必将演变出更大的危机。而缓解危机，消除危机的唯一良方就是：倡导危机意识，倡导惶者生存。
“惶者生存”，这是97年《时代》风云人物安迪·葛洛夫带给中国计算机业的最具价值的理念。这是葛洛夫一生的概括总结，也是英特尔风雨三十年的经验结晶。可惜, 由于他的书被硬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误导了大多数读者，使理念的价值大为受损。其实，无论是“惶者生存”，还是战略转折点，都是表明一种危机意识。
于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局面出现了：作为产业领袖的厂商和非常成功的企业领导时时刻刻处于警觉和忧患之中；而一个落后又初级的产业却在营造一个歌舞升平的氛围，大小厂商都在夸大和包装自己的业绩，作一付沉醉状。真不知是世界颠倒，还是我们自己颠倒了。
危机，顾名思义，就是危险和机遇，是一个建设性和破坏性的矛盾统一体。它一般在企业（产业或国家）丧失竞争力时自然产生，也可通过施以挑战性的目标激发起来。葛洛夫所讲的显然是后一种，也就是自觉的危机制造。一个能够有效学习的组织可以经常制造危机，以连续不断的拼搏，紧追机遇，保证在剧变的产业中立稳脚跟。可以说，如今危机制造已经成为重塑企业精神、获得突破性变革的最重要手段。
危机感不但是医治人类惰性和盲目性的良药，也是促成变革的最大动力之一。富于前瞻性，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危机制造以及危机解决，可以有效引导舆论，强化凝聚力，提升努力程度，振奋精神。这样的危机制造既可应用于企业，有效地提升企业竞争力。也可作用于整个产业，甚至作用于整个国家，以有效地抑制腐败，克服官僚，提高效率。
中国计算机业的危机
软件业：中国软件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权威、可靠的统计数据。据CCID-MIC称，98年中国软件业规模从97年的112亿升至138亿，上升23.2%。IDC认为增长率为28%。可是当你深入各软件公司了解，在98年几乎所有的国内软件公司，包括重要的软件销售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统计上的增长从何而来，令人怀疑。而且据软件公司自己的统计，138亿的规模可能大大超过实际的市场规模。但不论怎样，软件业的危机已昭然若揭。
软件业；中国软件开发从50年代末开始，基本与世界同步。80年代初，国家科委几乎与印度同步启动了振兴软件业的举措。并与美国合作，分别在北大和复旦培养200名主修软件工程的研究生，建立两地软件实验室，以带动整个软件业发展。可惜这一战略未能坚持下去。如今，中国与印度软件业已是天壤之别。在全球软件发展最快的十多年中，中国软件业丢失了一个大好时机。而今印度却已成为世界上最可靠、最著名的软件供应国之一。如今除了财务、排版、教育等专用软件领域尚有成就外，包括系统软件及比较重要的通用软件在内的软件业主体已被国外公司垄断。在短期内难以翻身。当然一统天下的字处理软件WPS基本上被微软Word取代，新推的WPS 2000能否获得一定的份额还待努力。
当然百花齐放的汉字DOS操作系统，除UCDOS尚有一定市场外，全部销声匿迹，微软Windows 基本上已成为市场上唯一的操作系统，垄断已经形成，而且牢不可破。90年代中期热闹一时的中文平台，曾被冠以“民族软件业的新旗帜”，在中文Windows 95出台后已基本失去生存之地。当然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万码奔腾”的输入法领域，而今也开始沉默。“智能ABC输入法”已成为输入法的首选，而且以IBM等国外厂商为首的语音输入咄咄逼人。可以说，目前通用软件市场，除杀毒软件仍由国产软件占据主导外，其他市场原有的国产品牌基本上已全军覆没。尽管中国软件市场以“神”、“王”、“霸”为命名的产品越来越多，但在实际竞争中，它们都难以逃脱“小鬼”的命运。
硬件业：国产PC业是近几年计算机业最突出的成绩但是包括联想在内，这些品牌全部依靠国内市场的容量，在国际上难迈半步。可以说，国产PC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场本身的膨胀。因此这种状况风险极大，利润极低。98年，除联想保持升势外，四通、方正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两家公司在香港的股票价格已远远低于最初的发行价。联想虽达到175亿的规模，但利税总和仅5亿元。国内PC业的这种微利局面难以让厂商有效地开发技术。国产PC其实是另一种“系统集成”，占成本60-80%的关键部件全部是依赖进口。
信息服务业：互联网的兴起为中国信息服务业带来了曙光。依靠服务业的本地化特色和文化特色，中国信息服务业将比软件、硬件业更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最早能够占据主动的行业。但目前来说，互联网服务业刚刚萌芽，98年虽然热炒不绝，“名厨”不少。但包括搜狐、新浪、网易在内的代表厂商将在很大一段时期内难以建立起赢利的商业模式，尤其是没有股市作为依托，使这个行业风险大增。
谈到服务业，就不能不谈到微软最近出台的“维纳斯计划”。这个以电视上网为诉求点的行动不但会影响到中国软、硬件业的未来发展，而且对未来信息服务业会有潜在的巨大冲击。
现在国内厂商均以短期目标为主，追随短期目标，无论是PC业、VCD业还是传统家电业都在寻求突围，急于寻求商机。他们对“维纳斯计划”都充满极高的期望。这一点正中微软下怀。当然，目前微软还不敢轻易下赌注，它需要有人先打开这个市场。但只要这些“特洛伊木马”成功涌入家庭，微软就可以主导未来，适时而动，上演新的庞大“计划”。
中国软件业和硬件业的落后和被动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兴的服务业原本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但如此一来，服务也可能成为微软的囊中之物。
有多少厂商深究过“维纳斯计划”的深层目的和长远影响？有多少厂商思考过未来5至10年的产业状况？
我们不能干涉公司的市场行为，但我们却不能不为产业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第二次失却机遇，再也不能重复一个巨大的教训。
唯一能够让自己逃脱被束缚、被垄断命运的就是：动用脑子去竞争！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有意识地扶持和培养竞争技术和产品。千万不要让一家公司控制了命运，操纵了整个市场。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计算机业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不提倡“惶者生存”的市场哲学，我们还是胜机全无。继续在总结教训的同时，添加新的教训。形成恶性循环，大大延缓整个IT业重新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时间。
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迈上新境界
99年初，在微软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和标准性迈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3月份，从《参考》等顶级媒体一直到IT业的小媒体，都显示出惊人的标准性。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表现得象最先进的PC一样，全用上了世界级的标准“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当然出自微软，当然不是 Windows，而是“ 维纳斯计划”。随便翻开一家国内媒体，就会发现都有预装的“ 维纳斯计划”。只有偶尔几篇不标准的“另类产品”。
微软提供了标准的“操作系统”，将数百名记者空运到深圳，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随之千百篇文章如千树万树梨花开遍全国。纵览这些文章，可以明显感到，微软为大伙开发了“驱动程序”，不但驱动大媒体，也驱动小媒体，这种惊人的“兼容性”充分显示了微软超一流的“技术”力量。同时，微软还提供了象“ 维纳斯计划”一般的“预制平台”——新闻稿和文章。结果上上下下各色文章虽千资百态，大小肥瘦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是基于微软的“预制平台”之上，其“编程接口”都是标准的微软“Win32子集”。连一些平时挺有观点的大牌记者和分析家，也快速地将自己的文章移植到了“中文 Windows CE平台”上。
这一次，微软为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这家全球巨头对中国的承诺和责任。与“ 维纳斯计划”一样，这也算是微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大众化数字生活的信息解决方案”。
看来微软在 媒体界的号召力和统帅力一点也不逊于它在计算机业的威力。
显然，这种惊人的可操作性并不是哪家特定媒体的专长，而是体现中国媒体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尤其是这一次，商业性（微软下大钱）和新闻性（盖茨亲自亮相）同时兼具的时刻，中国媒体一下子失却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失却了发挥个性化的余地。当然，我们身在圈内，已耳濡目染很久，一切已经习惯为常，不足为怪，可是想想那些把任何一份媒体都当作“圣旨”的人们，想想那些对媒体上面的“文字”深信不疑的广大老百姓，你的内心会有什么滋味？
媒体日渐提高的可操作性使公关公司更加如鱼得水，成为他们业务不断扩大的基础。也使厂商们更加热衷于与媒体你亲我爱，日益将媒体当成自己的一台大“外设”。也使那些老总们，更加习惯于听些“标准性的声音”。一有“异己”之言，就大惊小怪。连那些以前对媒体不敢过于操纵的国外厂商，如今也开始入乡随俗，或自己动手，或请本土公关公司，大胆加入了操作国内媒体的大军之中。
计算机产品的标准性使依靠“组装”生存的厂商利润日薄，维生艰难。同样，媒体日益提高的标准性也正危及自身形象，开始自降身份。甚至，有的老板还摆起架子不屑地说，你们舞文弄墨的懂什么懂？
“这其实是业界内部一桩低级的秘密：硅谷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大家所谈到的报道全是屁话。真正晓得实情的人，每天要花许多时间瞪大眼珠子叫喊，拜托了，饶了我吧。”显然，这种“可操作性”不是中国特色，在美国也存在。因此敢于直言不讳的业内著名专栏作家丹尼丝·卡鲁索接着说：“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自己只不过是指出了我认为显而易见的事物。”
显而易见的事反而成就了一名记者，使她在整个行业里卓尔不群，不知道这是讽刺还是喜剧？但是与国外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可谓天下无双。
因此，媒体何日走向自强自尊之路，就是它何时摆脱“可操作性和标准性”之时。
二、如何反对知识霸权
发展信息产业的十大关系
我们认为，挑战知识霸权，必须使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的先导产业，将信息化作为基本国策。在此，要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1、自由竞争和统一管理的关系
首先，我们认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框架下运行，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于自由竞争。但是，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不能完全依赖企业、部门或地方的自发行动。世纪之交的产业重组，只有通过中央政府的实施部门信息产业部的直接规划、组织和运作，才能根本改变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其次，信息业的竞争应该是适度竞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信息业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更需要一个专门的政府管制机构，管制力度不是放松，反而需要加强。比如对价格的限制、对普遍服务的规范、对日益拥挤的频率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对网际互联的监督以及对重要领域有可能出现毁灭性竞争造成信息拥塞和社会混乱加以管制。
因此，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应加强信息产业的统一管理，打破部门封锁、地区封锁、行业封锁，实现信息专业化、社会化、标准化、网络化，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结构和布局合理，内容广泛的社会化、产业化的信息服务体系。
2、、科技进步与基础建设的关系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由于技术不断创新，市场不断出现新的需求，需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机遇，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也需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金”系列工程的建设将为信息产业开拓出巨大的市场。只要我们能够围绕这些重大信息化工程和各种网络系统建设，大力开发、生产、提供各类电子信息系统装备、软件及配套产品，我们的产业就可以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场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信息系统建设也都将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3、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信息化不是出现于工业化成熟阶段，而是在工业从总体上尚未全面发达时来临的，中国决不能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那样，走先工业后信息化的老路，也不可能用信息化简单取代工业化，而必须同时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我们应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在“九五期间”，应用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以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仍将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应从单机向集成化、综合化、网络化应用发展，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提高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知识与资本的关系
知识经济与风险投资是信息产业时代的两大互为促进的因素。尽管在信息产业时代，知识可以成为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知识并不能自动地成为资本。在知识与资本之间应具有一个转换机制。可以这样说，风险投资是实现知识与资金之间良性互动的第一驱动。因此，我们必须增大对信息产业的信贷规模，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现在银行实行贷款规模行政控制而非存贷差额控制，许多企业产品很好、很有发展前景、银行也愿意支持，但因没有信贷规模而拿不到贷款。从长远看信息产业要大发展，必须改革银行信贷体制和投资体制，改善金融环境，建立风险投资体制，促进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结合。
5、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毋庸置疑，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如果各地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争相将其列为支柱产业，则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同构现象。我国产业同构问题目前首先表现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诸侯经济”现象愈演愈烈；其次是同一行业内企业太多，企业规模不经济，行业集中度低，缺少一批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代表行业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经济结构和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由一般的初级加工升级到机械、电子等支柱产业。
避免产业同构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因为信息产品市场毕竟是一个以技术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单纯凭借生产规模、价格优势、广告投入或其他营销技巧催生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往往缺乏持久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每当信息技术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关键时期，没有技术储备和技术消化能力的加工类企业就面临着被淘汰出先进信息产品供应商行列的巨大风险。正是考虑到信息产业的高科技特征和高风险环境，国内外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和紧跟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产品开发研制工作。因此，如何引导企业在科研开发方面进行合理投入，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和用户根本利益的良性循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6、行业竞争与产业融合的关系
在现阶段，电信、电脑、电器等电子产品领域的确存在着行业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也促进各自行业的进步。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和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改革开放，带来了通讯、电子和媒体产业的大融合，这对我国按行政区划经营管理的电讯和新闻媒体提出正面挑战。信息产业化，不仅意味着在经营方式上要从行政管理转变成企业经营，而且意味着必须打破行业界限，全面重组，综合经营。如何在保持行业竞争的同时，顺应产业融合的趋势，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之一。
7、硬件业与软件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从信息产业结构看，我国信息产业以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为主，信息服务业占的比重较低。结构不合理，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全球软件产业的产值已占信息产业产值的一半。在未来，软件及服务业很可能成为整个信息产业的主导，因此，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乃是大势所趋。
同时，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也符合我国的国情。首先，它是智力和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在此方面，我国的软件人才有很大优势；其次，软件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投入较少，一旦软件开发出来后，生产很容易，不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8、开放市场与国家采购的关系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WTO(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12月通过协议，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全免，我们面临的挑战无比严峻；参加WTO，必须实行信息产品零关税，进而开放电讯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如不参加WTO，则意味着自我封闭于“全球信息社会”之外。要发展我国信息产业，不能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保护只会导致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但是，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国货，这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特别是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要在立项、审批时就应规定在性能价格比基本相同情况下采用国货。只有这样，我国信息产业才能在开放市场中逐步发展壮大。
9、信息立法与信息意识的关系
发展信息经济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体制转换。一方面这需要来自下层的信息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为信息经济营造环境。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发展信息产业的需要，着手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全面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以形成有利于信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信息意识，信息立法只是无源之水；没有信息立法，信息意识只能自生自灭。只有信息立法与信息意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才能形成健康的信息时代。而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新的市场道德规范的建立和维护、技术标准的选择等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10、旧体制与新经济的关系
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另一方面是12亿人口的基础工程；一方面是后现代特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艰难启蒙；一方面是网络化带来的合作虚拟化方式；另一方面是竞争性产生的资源集中性需求；一方面是国际资本的渗透，另一方面是民族产业的振兴；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另一方面是条块分割的现行体制……所有的矛盾和焦点归结成一个问题，就是旧体制与新经济之间的冲突。但我们坚信，信息化是会为中国社会带来结构性变迁。
共同建立两岸产业链
我们认为，为了迎接知识霸权的挑战，大陆和台湾应携手合作，通过分工合作共同锻造一条全新的产业链。
目前全球的生产结构进入一个新的变化阶段。美国牢牢守住在系统软件和特殊芯片设计方面的主导地位，以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日本虽然占据了大多数关键性元件的市场，但它却日益丧失在个人电脑硬件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价值链条较低的部位上，台湾（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韩国和新加坡）现在承担了主要硬件制造者和初始设计、初始设备制造承包者的角色，能够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展，提供新的外围设备和装置。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底层是中国大陆、东盟国家和一大批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和日本可望在电脑、通信和民用电子产品方面保持全球竞争中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它将进一步得到远程通信技术巨大优势的支持，而日本则可能在民用电子产品方面保持主导地位。这两个国家正在多媒体和网络化个人电脑之间的搏斗中争霸。下一个层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和其他跃跃欲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将获得来自美国或日本的初始设备制造和初始设计方面的机会，只要生产厂家能够获得市场份额就行。与此同时，这些“中间性”国家似乎有可能大举进入关键性元件和系统软件生产领域，这将打破日本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并为正在出现的市场机会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只有通过这些努力，台湾这个后来者才有可能超越它目前只能生产个人电脑产品这样一个角色。
台湾在发展它的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仍然不够。下游电脑生产厂家在1995年仍然进口84％所需要的信息集成电路、85％的液晶显示器和99％的中央处理器。台湾国内生产厂家1995年所占有的DRAM市场份额仅有8.5％，占有中央处理机市场份额几乎等于零。
目前台湾国内中央处理机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英特尔、Cyrix公司、摩托罗拉等这样一些美国公司。这些公司1995年占有台湾市场99％以上的份额。这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营销壁垒和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主要的硬件生产厂家（如IBM和英特尔）和系统软件生产厂家（为微软）早就为个人电脑定了全球性规格。这给其他公司造成了“兼容”的问题。一方面，个人电脑存在事实上的规范，这意味着，全世界的硬件和软件生产厂家对以这些芯片为中心而设计的应用产品已经投入了巨资，如果另换一种微处理机设计方案，费用是极其高的（这对后来者是一个不利条件）。再者，软件开发的特点是，前期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一旦产品研制出来，生产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因些，那些首创公司，由于它们的运作系统被采纳为这个行业的规范，在成本方面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它们可以把开发费用分摊给许多单位，从而用价格竞争的办法为新来者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如果新来者试图在现有的设计框架内对所生产的中央处理器进行微小的修改，它就会碰到在市场上同样一些居领先地位的厂家设置的许多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已经被确认的生产厂家可以通过索取高得惊人的专利权使用费或者干脆禁止使用这些专利而很容易地遏制竞争对手。为了绕过这些生产厂家所设置的知识产权障壁，新来者的研究与开发努力必须超过英特尔和微软努力的许多倍，才能打破现有的框架，而这又使新来者在成本上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上居领先地位的厂家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它们协调得很好的分销网络和已经被认可的商标而阻挠竞争对手。因此，像台湾这样的新来者，如果国内科研和开发能力不能保证以极低的成本继续开发一整套产品系列，台湾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家就无法取得国内外下游用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最终会丧失发展的势头。
由于这个缘故，台湾的个人电脑产业现在处于十字路口。它已经确立了作为个人电脑硬件的可靠生产者的名声，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利用它的生产能力呢，还是进入风险很大、前途难卜的新产品领域？制约台湾公司的主要因素包括：营销能力相对薄弱、属于自己的技术有限。这两者都同公司的规模直接有关，而公司的规模又是台湾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台湾当地有创新的能力，但往往由于缺乏财力和推销力量而被竞争对手过早地遏制住。台湾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它由于能够较快地进入市场、多样化的设计能力、极强的生产能力和极好的产品定位而受惠；而支持这一切的是一个高效的机构基础设施体系。不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地位，台湾必须克服两个主要弊病。这就是说，它必须增加科研和开发方面的经费和更加强调营销，包括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在此方面，台湾必须同大陆合作。
中国大陆的政策是“以市场换技术”。但在个人电脑或集成电路这样具有高度活力的生产部门，技术上跃进的潜力特别决定于有关国家的吸收能力。这个国家必须在技术上、组织机构上和人力资源上拥有适当的本国基地，这样才能成功地把外国的榜样转化为自己的产业活动。大批外商直接投资可能踊入大陆，但科研和开发活动以及基本的芯片设计可能仍然保留在这些投资公司的本国基地，在这方面以前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大陆极有可能承担一个区域性生产者的角色，在外国跨国公司的严格控制下提供服务，特别是为中国大陆市场提供服务。随着它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的加强，逐渐承担更多的、面向当地的OEM（初始设备制造）和ODM（初始设计）合同。与此同时，鉴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量和中国大陆目前的供应条件，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把国内的活动挤掉。在这方面，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半导件产业绝大部分属于外国跨国公司。主要是由于人才外流，它的国内能力仍然是不发达的；外国跨国公司抢先吸收了发展当地的集成电路业所需要的当地人才。
大力培养新世纪人才
知识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土地或劳动力。它再在是将来也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将既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而是由技术创新来创造。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即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完全依赖于机器。在雇员社会中，雇员和生产工具是相互依存的。缺了一个，另一个就不起作用。
一个国家拥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工作者，就能轻易地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和高质量。所有发达国家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上花的钱差不多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正规教育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用人组织在其雇员继续教育上的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亦可能还要高些。还剩下国民生产总值的3－5％花在研究与开发上，即新知识生产上。但是，日本人认为，对制造和运送产品方面的蓝领手工劳动的鼓励，削弱了发达国家经济。在发达国家，甚至几乎在学校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人也意味首要为之付出巨额的教育投资。如果在制造业当工人，实际上这样的人只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少得可怜的回报，也许不超过1％或2％。可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过学的人在经过稍许培训后能具有与最发达国家的手工劳动者一样的生产力。日本人认为，把发达国家花在创造蓝领工作岗位的钱用于推进该国的教育，从而确保年轻人学到足够知识，以胜任知识工作或至少胜任高级服务工作，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无疑，一个国家或一家公司的知识收益必定会日益成为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知识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成功方面，总之在经济运作方面，越来越是决定性的。而且我们知道，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和组织之间，知识生产力大不一样。这里列举几个例子。
按科技知识的生产来说，英国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领先者。抗菌素、喷气发动机、人体扫描仪、甚至计算机，都是英国的产物。但英国并没有成功地把这些知识成就转化为成功的产品和服务，转化为工作岗位、出口商品、市场地位。与其他事情相比，英国知识的非生产性更是其经济止足不前和逐步削弱的根本原因。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创新，即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不是民间传说所断言的“灵感”，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其车库里干得最出色。创新需要系统的努力和高度的组织。但它还需要权力下放和多样性。我们的社会必须建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民主环境。
在知识社会中，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学习。实际上，在知识社会中，学科知识可能没有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他们继续学习的动机来得那么重要。学校将日益变得是社会中的学校。所以学校必须为了终身学习而组织起来。学校必须成为“开放的系统”。
大学永远是知识创新的摇篮，是最大的信息产业。
它如果不能生产出一流产品——知识人才，挑战知识霸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谈。
民主需要争取，自由需要创造，要进入美好的知识社会，首先就要反对知识霸权。
中国信息产业怎么办？
知识产权形态的变迁
自从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时期写成了巨著《国富论》之后，有形的物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就一直是经济活动的主流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比实物资产更加重要。同时，无形资产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品牌和商标、版权或生产权，智力资本、商业信誉以外，还包括技术秘密、人力资源、劳动力质量、企业文化、与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联系等等。无形资产来源于无形投资，由研究与开发费用、培训经费、以广告投入为主的营销费用，电脑软件的支出等组成。
经济无形化已成为一大趋势，以实物资产占传统优势的制造业为例，美国学者德鲁克的研究表明，原材料投入创造的产出在总产出的份额从二战以后平均每年下降1%，而能源投入创造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也以相同速度减少。相反，19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要素创造的产出比重却平均每年上升1%，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评价无形化，统计核算无形产品和无形资产，也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权制度。如何安排也要日益向传统提出了挑战。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表明，“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中国学者崔之元认为，使“知识经济”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特性。过度强调“知识产权”，将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最终反过来会损害知识的创造，因为创造过程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崔之元为此还总结出当今世界计算机软件业的三种不同的产权安排----
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奉行的是传统的“封闭产权”模式。微软完全控制着它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其它人若不从微软合同获得源码，就无法发展新的与微软操作系统相容的软件。
Linux公司则是新型的“开放产权”模式的代表。它的“源码”是公开的，操作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任何用户均可自由改进、开发和再转让应用软件。有趣的是，为了防止某一用户将原软件略加修改后申请“专利”，Linux使用“一般公众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 ）。GPL是著名的“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举，它给任何用户改进和再转让应用软件的自由附加上了一个条件：不得限制任何其他人自由改进和转让的权利，它并不排除 任何人从开发和销售软件中获利。
处于“微软”和“Linux”之间的产权安排形态，是Sun公司的“Java”编程语言。“Java”新编程序可以和任何一种“操作系统”相容，但有一个前提：该操作系统必须先装有“Java”翻译器“Java VM ”。 Sun公司的产权策略是：“Java语言”免费提供，但“Java VM ”受到Sun公司的许可证的保护。
那么，在“知识经济”中，以微软、Sun、Linux为代表的三种产权安排，哪一种形态更有前途呢？
从当前美国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起诉中可以看出，Sun和 Linux的产权形态，很可能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微软诉讼案的焦点在于“微软以垄断产生垄断”的做法，妨碍了未来的技术创新者的潜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Sun Linux在反对微软垄断，保持业态平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Linux和Sun，这两把有志于划破微软铁幕的利匕。
Linux：黑客传奇挑战微软正史
Linux起始于1991年，完全是编程爱好者的偶然产物。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开始可运行在4M内存的PC上，却是一种最昂贵的商用Unix操作系统。到97年，根据保守的估计，其装机用户已达300万之巨。这些用户并不是那种在卧室里自娱自乐的青年爱好者,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已购买了Linux软件。当然很少有公司会承认，自己亿万美元的业务是建立在一帮软件黑客的代码上。
Linux的装机量还无法与Windows的1亿多用户相比，甚至还不能与Apple Mac的5000万用户相比。但是Linux的崛起势头却令人咋舌。由于它是免费发送的，因此在那些互联网的国家十分流行：南非、古巴、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尼加拉瓜、菲律宾、玻利维亚。从技术上讲，Linux使其他品牌的Unix黯然失色，成为Unix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连Unix最早的共同创始人Dennis Ritche也说：“Linux值得称赞。”
Linux主角是28岁的荷兰青年Linus Torvalds。这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和魅力的黑客，他单枪匹马能解决的问题，往往要让一群程序员苦干数月。当然，这也是一个互联网的传奇故事，是依靠互联网分布式协作模式的成果。事实上，这个巨大的代码拼凑物代表着这个快速增长的电脑王国。它将制作和使用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这么多程序员连结在一起的最大动力就是要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操作系统。它比任何一种商用Unix都要强劲，可以运行在各种硬件平台上，而且可以无限制地按需定制。这个OS可以完全与微软的旗舰产品Windows NT想媲美—具有真正的多任务功能、虚拟内存、共享库、TCP/IP网络以及其它各种先进性能。许多人都将它视为NT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微软垄断下的唯一可替代的选择。
似乎天下的黑客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创作源程序。Linus也不例外。
Linux并不是一件刻意创造的杰作，而完全是日月积累的结果，是经验、创意和一小块一小块代码的合成体，不断的积累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Linux初期的许多编程工作是在Sindair QL机器上完成。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英国产电脑，是1984年推出的。它有无数的缺点，却有一个真正的优点：它是一套真正的多任务系统。但有一件十分关键的事件最终导致了Linux的诞生。1989年2月，Linus在赫尔辛基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1990年秋天，Linus在赫尔辛基上Linix课程。学校刚刚安装了一台运行Ultrix（Unix诸多版本中的一种）MicroVAX。Unix是大学科学和工程院系最流行的操作系统，那些处理繁重任务的公司也使用Unix。Unix 的问世与Internet的历史密不可分。事实上，互联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操作系统就是Unix。1969年它由AT&T的贝尔实验室发明，Unix在70年代广为流传，是Ken Thompson、Penms Ritchie和Bill Joy等著名黑客的杰作。1993年，AT&T将 Unix卖给Novell，1995年，Novell又将它卖给圣克鲁斯丁。如今，象SCO、IBM、Digital、HP和Sun等都有不同的版本，造成了市场的混乱，成为微软Windows NT攻击的致命弱点。
但1990年，Linus还沉浸在许多世俗的事物中。他大学的机器无法同时处理16个以上的用户，要用机器，就得排长队等待。他的课本中就有Andrew Tanenbaum的《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该书提供了Minix（Unix的变种）的操作指南。那时Linus刚刚得到一台PC。他想从笨拙的DOS操作系统学不到任何东西，而Minix虽然很简单，功能有限，但是Minix 却在Linus的脑海中奏出一个和音：“1987年发布后两个月来，就有一个新闻组汇集了世界各地的40000名用户。”但是许多用户需要更多的功能。Tanenbaum 说：“我每天都收到几百个E-mail，要求增加这个功能、那个功能。但我只能一再回绝，使许多人都非常沮丧和失望。”
Linus开始自己实验地编程，他将Minix当作脚手架，开发一个新的程序。他按两个过程进行，一个过程写A，另一个过程写B，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创建一个内核（操作系统中用于实时处理和控制工作的部分）。他只通过阅读新闻组来修改两个处理过程。
Linus很早就是一名黑客，十几岁时就用汇编语言，在Commodore Vic-20微机上编程。一半是因为除汇编语言他没有其他工具，另一半是因为用汇编看起来更加地道。1991年，他需要一个简单的终端模拟程序来访问新闻组。于是Linus坐下来，写了一个基于两步处理的应急程序。工作内容非常简单，一个过程就是从键盘中读出并发送到Modem上，另一个过程就是从Modem上读取并发送到屏幕上。
1991年夏，也就是Linus有了第一台PC的六个月之后，Linus觉得自己应该下载一些文件。但是在他能够读写到磁盘上之前，他又不得不编写一个磁盘驱动程序。同时还要编写文件系统。这样有了任务转换功能，有了文件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就成了Unix，至少成了 Unix的内核。Linux由此诞生了。
如果Linus没有在Minix新闻组中谈论Linux，那么新生的系统很可能就夭折了。一开始他向赫尔辛基大学申请FTP服务器空间，可以让别人下载Linux的公开版本。“Linux是我的工作名，但如果我把它作为正式名字，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自大狂，不会把Linux当回事。于是我给它起了一个很糟糕的名字：Freax。是Free（自由）+Freak（怪诞）+X组成。但负责FTP站点的Ari Lemmke不喜欢这个名字，他还是用Linux这个名字。
1992年1月，大概只有100人左右使用Linux，但他们为Linux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洗礼。这些早期的上传和评论十分重要。尤其是那些同行们为修补代码错误而上传的补丁。Linus很偶然地闯进一个在线Karelia，开始着手将他的Kaievala的补丁拼凑起来。在网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Linux文件。E-mail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评论并加以改善，而Usenet新闻组则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论坛。Linux以个人的产品起步，而变成了一个百锦图，成了走向相同的黑客们的一场运动。
既使通过黑客的补丁将其不断改善，但内核本身并没有多大用处。Linux的腾飞必须具备其他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自由软件基金（FSF）的GNU计划。GNU的目标就是要编写一个完全免费的 Unix版本—包括内核及所有相关的组件，可让用户自由共享并且改写软件。而Linux无疑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通常一个操作系统要等待别人根据它来写相关的应用程序，而Linux却反其道而行之，Linus将Linux进行改写，使其与GNU现有的应用软件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Linux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图形用户界面。
Linus也采纳了标准GNU技术许可方案，名为“Copyleft“(简称GPL)。这种通用公开授权，允许用户销售、拷贝并且改动程序，但你必须将同样的自由传递下去，而且必须让你修改后的代码也免费公开。这一举措成了Linux成功的强大力量。首先，它大大促进了商用领域的繁荣，虽然Linux可以网上免费下载，但30美元一套的CD-ROM比自己下载更方便、更经济也更快速。同时这也大大刺激了程序员的积极性。这种许可方式可确保他们的工作免费传播，不会被逐利之徒所利用，或锁进专有产品之中。
也就是说，GPL为Linux黑客们的网络新部落提供了一套成文的“宪法“。你可以进行开发和赢利（黑客也得吃饭），但源程序必须免费公开。
1994年3月，正式的Linux1.0版发布，它的出现无异于网络的“自由宣言”。从此Linux用户迅速增加，Linux的核心开发小组也日渐强大。在Linux所包含的数千个文件中，有一个名为Credits的文件，里面列出了100多名对Linux有过重要贡献的黑客，包括他们的名字、地址以及所做工作。其中的软件都是经过“优胜劣汰”的达尔文式的选择方式所生存下来的。
Linux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所有的黑客都可添加额外功能并完善性能。所谓的β测试也不是修补漏洞，而是集成过程。
1994年，Marc Ewing成立了Red Hat软件公司，成为最著名的Linux分销商之一。他说：“Linux和自由软件社区可以看作是真正的知识界精华。”由于这种独特的开放性，使Linux几乎支持任何一种平台，从英特尔386至Pentium II，以及Alpha、SPARC、MIPS等。不久前发布的Linux2.0版，已经提供了64位处理能力（而许多Unix以及Windows NT还是32位阶段），还具有对称性多重处理及更先进的网络功能。用户数已经突破千万大关，出现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Linux更是理想之选。
当Linux第一次出现时，仅有10000行代码，如今光是内核就有100万行。而数以千百计的辅助软件更是组成了一支壮观的Linux大阵营。
Linux的黑客们包括Linus本人，似乎对编写应用软件不感兴趣。但随着Linux市场扩展，商业公司也开始弥补这一欠缺，包括字处理、电子表格、图形软件等强劲的桌面应用软件已经纷纷涌现。
Linus1999年3月3日在LinuxWorld的主题发言中向广大Linux程序员们呼吁，不必努力让Linux与各种商业版本的Unix相竞争，而应该努力让Linux更为好用，使之进入桌面PC 与PDA。Linus表示，Linux的未来版本不仅将用于高端系统，还将成为桌面计算机系统的重要操作系统，“成为未来这个行星上最重要的操作系统。”Linus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Linux的崛起，自由软件联盟的壮大，为我们提供了振兴信息技术产业的契机。目前，国内许多软企业如四通、实达等开始大力研究 Linux，以期在利用自由软件联盟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软件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自由软件联盟及“中国自由软件库”涵盖了操作系统、开发语言、视窗系统、数据库、网络、文字、排板以及多媒体等各个领域，还有VCD解压源程序、路由器源程序，利用自由软件让PC机带十几个硬盘实现阵列技术，及其亚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CAD系统，可直接输出生产线控制数据等。这能让我们学到世界级的编程技巧和编程规范，它的许多面向通信的底层代码对开发我国自己的信息安全产品极有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研制出自己的解压芯片、路由器、磁盘阵列产品、开发出更高级的CAD系统等，从而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
Linux的出现和兴起，对于饱受Wintel联盟垄断之苦的中国IT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机会。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维纳斯计划使大家认识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搞OS 不行 。不然的话，一个小小的WINDOWS CE 就会吃掉我们整个电子消费产品的巨大市场。
倪光南认为，在Linux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我国特定的环境和需求进行剪裁、开发、增值，自主推出OS的多种“分销版本”，并进行销售、获取利润。对OS核心的增值虽然要把源码返回 Linux群体，但仍可以比其他人有领先量；其他的增值部分，包含与OS捆绑在一起的销售的各种支撑软件和应用软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围绕 Linux可以进行开发、增值的工作很多，如对OS核心的改进，增加驱动程序和设备支持，简化安装、配置，开发对用户友好的界面，开发运行于 Linux的中间件和应用软件等等。
由于OS是一切软件的基础，应用软件受制于OS。所以，我们一旦有了自主的OS，在就应用软件方面也将摆脱这种控制。过去，我们不搞OS。专攻应用，那是不得已，现在，有了机遇，怎么能放弃呢？
目前，Linux在全球已装机700万，也有人称是900万。据IDC的最新调查报告，Linux在1998年的出货量比1997年骤增了212.5%。Linux在国外的火爆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国内市场，也已有华胜、中网、四通集成为代表的国内软硬件厂商致力于Intel架构的Unix/Linux系统的应用的推广，在引进硬件技术的同时，进行卓有成效的二次开发。
众所周知，尽管我国还属于发展 中国家，但政府已经在启动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化过程中，投入了上千亿的资金。以Web网站为例，据中国Internet中心的统计数据，在在中国电信网络上现有Web站点3700个，其中NT站点占91.4%，Linux站点只有30个，仅占网站总数的0.8%。而据Infoworld的测算数据，利用NT来构建Web网站需要8643美元（10用户版，包括NT、 SQLServer、ExchangeServer和VC++）。综合这些数据计算，国内为建设网站已经购买了2.4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软件，由此可见，国家在软件上投入之大。按照以上数据，如果国家信息化要达到美国目前130万个商业站点的水平，后续投入将超过930亿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投入，对于中国的信息化进程造成了较大的负担。而Linux进入国内，带来了除现行版权制度Copyright以外，另外一种对软件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Copyleft。这使我们的软件、硬件、系统集成服务铺就的信息化差距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而选用Linux则意味着大笔费用的节省。
另据统计，目前在国家信息中心已经有20多台服务器开始使用Linux，而且铁道部、经贸部和国家建材局等部门也开始了试用，而且国家信息中心也正在努力向全国各省市地区普及Linux。从长远的角度看，Linux的应用将给国家事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有利于民族软件的发展。就中国既成事实的软件市场而言，一个汉化的Linux不可能独霸中国软件市场，充其量只能在市场上占到一定的份额，但这就达到目的了，它将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振兴民族软件产业。
IDC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今后五年时间里，Linux的增长速度将比其所有的操作系统的总和还要快。在来自IBM Inter和Compaq等电脑巨头的大力支持下，Linux正在成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一支主要力量。由此看来，像国内企业浪潮“捆绑” Linux可谓正当其时。
Java 力量：打破IT偶像
这是另一个比尔。
此彼尔非彼比尔。
如果说比尔、盖茨以超级财富以及公司的市场垄断来证明自己的话，Sun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被人誉为“网络时代 “爱迪生”的比尔·乔伊 （Bill Joy）则靠技术创新赢得声誉。
比尔、乔伊是Sun的技术哲学家，最佳的例子就是Java。当然他本人并没有亲自编写，但这是他八十年代中期的杰作，并配备了最优秀的程序员来设计。原先名为Oak，想用要交换电视上。因为乔伊认为有了它，消费电器和便携设备就可以方便联网。
Oak 有些超前，交互电视也失败了。1994年Web开始爆炸性崛起，乔伊认识到Oak正是让互联网更具有交换性的理想技术。1996年1月23日，Java语言正式公布于世，惊动了整个世界。
Java语言是一种根据（C++）语言所编写的计算机语言，能够为HTML程序语言进一步提供动态性能。
Sun的CEO有“网络狂夫”之称的麦克里尼不失时机地将Java发展成为一种操作系统，并试图将Java及其规范用法律程序固定下来作为国际标准，并于97年3月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交了议案。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被驳回，但麦克里尼并不放弃，终于在97年11月14日的表决中获得通过。这一成功对Sun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因为这毕竟是ISO第一次破例接受一个具有商业色彩的公司作为公用规范PAS的提交者。这也为麦克里尼与Wintel标准抗衡增添了一颗重要的砝码。Sun公司将利用这一机会再度大显身手。
“Web把Internet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盘驱动器，Java把Internet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处理器。人们很快会不再需要很大的磁盘和内存来运行软件包，也不需要升级到新的版本的软件上。”Java、HotJava及其开发工具的出现，产生了一种软计算机，就是可以运行在所有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上的虚拟机器，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个横跨Internet的操作系统。它将使计算机应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硬件和软件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Java的出现带来了Web革命。Java不仅是产品，而且是新的操作系统。Java将会成为90年代的DOS，它无处不在。Java革命意味着计算机成为Internet和Web的外设。Java营造了开放的环境。
认为他的公司有可能成为比Microsoft和IBM更加明亮的巨星。
4年多来，麦克里尼频繁拜访AOL的办公室，以推销其服务器产品。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AOL的CEO凯斯坚持选用HP和SGI的产品。不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麦克里尼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当AOL购并网景后，AOL许诺购买Sun价值5亿美元的电脑，而且双方实施软件合作战略。这样，Sun终于搭上了互联网时代的最大战车。
的确已是IT业最重量级的拳击选手之一。他的对手就是无冕之王——盖茨。麦克里尼的招数当然是Java，他要用Java破解盖茨的绝技：Windows。“个人电脑只是一个光点，虽然大而明亮，可它还只是个光点而已。”“微软的设想是在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摆上主机，而我们则希望为互联网提供拨号音。我们之间有天壤之别。”
Java 成为的原动力，推动着这个拥有9000名员工和98亿美元收入的公司升至霸主地位。Java迅速得到无线电话、电子游戏控制系统、机顶盒和智能卡等消费装置制造商的支持。而垂涎欲滴的盖茨却屡屡被戒备森严的厂商们推之门外。
Sun想打破IT业的最大偶像，但显然自己又想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偶像。
99年1月25日，Sun推出了Jini新型软件技术。Java可使包括打印机、电视、CD机、数码相机等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联到网络上，甚至包括手机、PDA等无线通讯设备以及使用Java 芯片的各种装置。Jini包含有Java 写成的简单程序，可以使任何联网的装置表达自己的功能，并且由其他设备来使用它。Sun已联合了Sony、Philips等消费电子巨头以及Xerox等外设厂商。第一批具有Jini功能的打印机、硬驱动等外设将于年内问世。而Jini最激动人心的应用还是在无线通讯中。比尔、乔伊对Jini格外钟爱和骄傲，因为它能为普通百姓简化网络的应用。
谁为女娲和Jini做媒
这是一场正在积累能量的大爆炸。这是一场势不可挡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不是数以亿计的PC，而是刚刚兴起的HPC、WebTV、DTV、PDA、NC、IP电话、汽车PC以及内置芯片的游戏机、玩具、冰箱、空调、电话、智能卡等，有人称为信息装置、Internet装置或信息家电、信息电器。这些东西正如其名字一样，充满着不确定的玄机。谁能控制这类装置的操作系统和关键的应用软件，谁就能占据未来信息产业的至高点。如今，在国内这场争夺战的第一枪就是“维纳斯”计划的出台。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微软的产品，那么我们的PC将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未来没有微软产品的信息装置会无所不在。当然，微软明白这个市场的意义，而且也不能低估它的力量和智慧。而且微软也一定会夺取一部分市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市场再也不必听从微软指挥棒的支使，再也不必承受垄断之苦。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微软的整个市场策略留下一个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来自于Windows CE。这个微软修炼了许多年的产品，比市场上任何一种信息装置操作系统的历史都要悠久，耗费的人力财力都要巨大。但是，Windows CE至今未获重大突破。因为微软一开始就走错了门，因为Windows CE是Windows的一个简化版，还拖着明显的PC尾巴。而信息装置与PC的最大区别就是：PC是通用工具，要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信息装置是低成本的，解决单一问题的方案。但Windows CE还是一个功能齐全、面面具到的操作系统，不但自身臃肿，而且占用硬件资源大，所需外围组件多。使最终产品的价位和外形设计都大受影响：“就象人们只需要一个购物小推车，而却给了你一辆劳斯莱斯”。
Windows CE的设计错误使许多后起之秀抢在前头：Sun的Jini、3Com的Palm OS、Symbiam 的EPOC以及Sony即将推出的操作系统。看看这些产品的活力，就能明白真正的信息装置该是何等模样。
目前，用户基础最大的是3Com的Palm OS，有300多万用户。它原先只是用于公司自己的单一产品之中。现在，3Com认真到它的真正价值，开始将Palm OS作为一个平台，许可给其它生产厂商，应用于其它信息装置上。
欧洲Symbian的 EPOC平台，由Psion公司、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共同开发，这个软件主要针对手机联网的应用，但它的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拓展。而Sony的操作系统，将立足于消费电子领域。
当然最被人们看好的还是Sun公司的Jini。Jini 是阿拉伯语"geni"(天才)的谐音，已是信息装置市场的第一象征。它以Java技术为基础，是一组软件工具，运行在能够运行Java程序的设备上。它把网络上的包括消费类电子设备如蜂窝式电话、个人电子助理、电视终端及PC机在内的各种设备和各种软件部件组合成一个单一、动态的分布式系统，使网络更易于操纵，更易于管理，具有更高的可配置性。Jini将使网络具有自发性，即网络不再需要人工干预便能自动实现设备配置和驱动安装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Jini的出现大大地扩展了“计算”和“计算机”的含义，极大地简化了网络操作，使之对家庭用户来说，使用网络设备就象使用电话一样简单。
如今，大爆炸还未开始，但竞争态势已初见端倪，由单一系统平定全球天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微软的Windows CE在亚笔记本和手持电脑方面会有优势，但这只是信息装置这个大金塔一个小小的顶端。它在信息装置的主体市场上难有作为。因为对这些廉宜、简洁的产品来说，Windows CE是难以承受之重。
当然阻碍微软的另一大因素就是来自产业界广泛的厌恶和抵触。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人们认识到，与微软合作就是灾难的开端。这并不是微软过于强大，而是因为其难以抑制的掠夺性。几十年的历史和无数的事例作了自己的铁证。
信息装置将是区域性、针对性很突出的产品。中国信息装置市场，必然是以中国用户为主导、以中国特定应用为基础的中国区域市场。而这个最大的潜在市场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因此，对于凯思的“女娲计划”我比任何人都乐观。
当然，凯思与微软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而且加上国内技术形象一低再低的现实，双方的技术形象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形象就是合作伙伴的信心，就是用户的信心。这是“女娲”成功必须愈越的障碍。
因此最理想的结果就是：Sun与凯思合作，Jini与女娲联姻！Jini建立在操作系统之上，而“女娲”需要更好的软件环境，两者志同道合，可谓天作之合。如果真能成功合作，“女娲”的技术形象就一下子超越了“维纳斯”。而与微软死死竞争的Sun也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切合点。
这绝不仅仅是灭微软而后快。而是要欢呼一股能与微软势均力敌的竞争力量。在有效的竞争中，促进产品成本的降低、技术的创新，使中国信息装置市场能够健康地发展起来。使中国信息产业的未来不再受垄断之苦。中国的用户不必背上沉重的包袱。经过有效的竞争，对产业、对企业、对用户才会大有好处。
Jini与女娲能否情投意合，我们拭目以待。
WPS：办公应用软件反垄断的旗帜
国内的金山公司是在办公应用软件市场向微软说“不”的公司。
1999年3月22日，出现在北京新世纪饭店的求伯君西装革履，神采飞扬。发布WPS2000求伯君没有再穿发布WPS97时穿的中山装。尽管求伯君很喜欢中山装，但他表示今后会少穿，因为“老提民族性，人家会总觉得你的产品不行，以为你又在打民族牌，搏取大家的同情，其实，民族产业还是要提的，但现在我们想尽量少提，避免造成误会。”求伯君话里话外充满了WPS2000已经全面超过Word的自信。
金山总经理雷军为WPS2000全面超过Word提供了三个核心解释：
WPS2000在软件定位上取得了突破。"WPS97的定位是做Word最常用的功能和Word没有的符合中文本地化的功能，WPS97为16位软件，总体上还是Word的一个子集，为模仿和追赶之作。WPS2000定位不是这样，它定位在Word和Office之间，在字处理之上无缝集成了PowerPoint和Excel重要功能，这和Office使用OLE的方式实现Word、Excel、PowerPoint三者的集成有本质的区别。”
“Office使用OLE方式完成三个程序间的集成有其历史的原因。286DOS时代资源只够一次运行一个Word，微软也只有Word一个产品，后来看到Lotus123很赚钱，微软做了个Excel，再后来，看到PowerPoint，就买了过来。”
因此，“Office不可能是一个整体，开发Word、Excel、PowerPoint三个产品的也不是一个组。三个产品各自的内在机制也不一样，为了实现三个产品之间的集成，微软的技术天才们没有办法在‘三栋楼’之间打了个孔叫做OLE。”
雷军将Office中三个产品的集成比喻成"三栋楼”之间“挖地道”、“架天桥”实现共享，将WPS2000的集成比喻成“同一栋楼”里的共享。
排版技术的引进。“Word用的是行编辑引擎，WPS用的是面向对象的排版引擎。因为WPS用的是排版引擎，所以，WPS能够做到每一个文字框都可以横排竖排、分栏、互相绕排。”这是WPS在字处理方面优越于Word的地方，但是Word的行编辑引擎在转向HTML方面也有它的优越性。WPS所遇到的最大的技术难题就是怎样转向HTML格式的问题。“WPS2000里的每个字是二维的，而HTML是一维的，所以，WPS2000转向HTML，要比一维Word难度大。”
字处理技术已经成熟。"字处理是计算机应用最成熟的技术。仅就字处理技术而言，从Word6.0、Word95、Word97到Word2000并没有本质的飞跃。可以说，Word现在在字处理方向上已经走不出多远了，它现在在往网络方面转。WPS在这方面也在往上跟，WPS2000的下一个版本会把浏览器做进去。”
真的可以和微软较量?
不相信WPS2000真能超过Word的人心存的疑虑主要有：
Word是几百人做出的产品？其在日本做远东版本的员工就多达400多人，而WPS97是4个人做出的产品，WPS2000是20多个人做出来的产品。
WPS2000这样少的开发队伍能做出和Word竞争的产品吗？
雷军：“Linux是一个人做的，可以挑战几千人做的Windows；Netscape是两个人干的，差点儿让微软翻了船。软件领域天才高于一切，软件真的不在于是几个人干的，而在于有多少技术天才。”
微软的技术天才难道比金山少？
雷军：“微软的优势同样也是微软的劣势，微软有众多用户，很久历史，它要继承，要保持兼容性，只能将产品做得越来越大。WPS2000是平地起高楼，当然盖得快，当然不需要很多人。”
"日本讲软件工厂最多，讲了这么多年，日本软件也没见搞上去。微软也是讲软件天才的公司，Windows内核是几个人写的，Excel刚开始也就12个人在做，NT做完也就是40个人。现在微软的辅助人员越来越多，只能说明他们的效率下降了。”
提及Word做字处理比金山更有经验，求伯君不同意。“WPS比Word早，WPS有十几年的字处理经验了。Word核心也就几个人，大程序核心人员不可能多，多了就不可能统一。Word采用工程化的开发模式有它的好处，但也欠灵活。我们的效率肯定比它高，但也存在着人员一流动影响就比较大的弊端。”
金山是小公司，怎么能对抗得过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求伯君：“微软是比我们大得多，但是它做得产品也比我们多得多。”
雷军：“微软综合优势的确非常大，财力也非常雄厚。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市场上，微软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公司，而且，微软也很有韧劲，它没有几个产品是很顺利成功的，都是花了很多年才起来的。但仔细分析起来，不难发现微软打败WordPerfect、Lotus都是利用了DOS转到Windows大家都有点不适应，有点晕的时机。现在WPS和Word一战，我们首先有地利的优势，政府关系、市场、用户都是我们的优势。微软现在形象比较差，一提起来大家都比较恨，WPS这个时候站出来，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是人和。”
和WPS同病相怜的日本一太郎为什么快做不下去了？
求伯君：“我专门去日本仔细考察过一太郎。这个公司有2000多人，这么多的员工已经成为它发展的一个累赘。另外，东京的地价也特别高，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困难的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太郎依然占据了字处理40％多的市场。金山和一太郎不同，我们的成本低，可以和微软打持久战。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和一太郎加强合作，出WPS日文版。”
国内和微软竞争的厂商相继败下阵来，金山怎么能逃脱厄运？
雷军：“我们和中文之星、RichWin圈的地不同，中文之星和RichWin只圈到了Windows上一个附件的地，它们在那块地上修一座桥，要收很高的过桥费，微软也修了一座同样的桥，不收费。微软这一招让中文之星和RichWin圈的地显得很贫瘠。WPS圈到的地很肥沃，微软不可能像Free浏览器一样把OfficeFree掉。”
求伯君为国内很多软件公司没能起来共同和微软“作战”感到很惋惜。“巨人的泡沫吹起来之后去做保健品去了，超想、中国龙、2.13、UCDOS都没了下文，都没有形成规模和实力。现在靠一家金山没有用，10家也没有，如果有100家就会形成势力。”
1995年，国内关于“微软什么都做了，我们做什么？”的讨论十分热烈，现在这种声音不见了。究其原因，雷军认为是：“弱的被淘汰了，强的知道怎么做，去做该做的事了，所以，大家不再谈这个问题。”
迎接知识霸权的挑战
全球化大势所趋
知识霸权是伴随全球化趋势产生的一种国际资本主义垄断性知识单向流动的现象。
全球化与多极化，虽然是当代社会涌现的新名词与新趋势，但它们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全球化是一个离心过程，属于一种微观经济现象，而多极化则是必于向心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全球化与消费倾向的全球化。前者涉及要素市场而后者则与产品及服务市场有关。交通运输、通讯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进行各类生产，并协调其生产、销售活动。信息与大众媒介传播（包括印刷、通讯、电视、广播等）的发展及国家与地区之间人类交往频繁程度的增加，促使人们消费倾向的大类趋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洲际的贸易量迅速地增加；国际的资本流动有所增加，它主要是以债券方式，从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市场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拉美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该期间洲际的移民量剧增，多数是欧洲人向西半球移动。移民数量达到了5000万左右，而那时世界人口的总数仅为当前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因此5000万移民的数字是够大的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前夕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曾使全球化的进程有所停滞。两次大战也促进了新兴国家的形成，奠定了今天多极化的历史基础。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它反映在统一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多数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并参与进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1997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达到了131个，占有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领域不断扩大，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信息技术和产品贸易领域延伸。我国已表示将参加《信息技术协议》。要素市场的资本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额自1990年的435亿美元上升至1995年的1937亿美元，其年均增长率为34.8%；转轨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额自1990年的119亿美元，上升至1995年3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3.7%。该期间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总量亦剧增。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较之70年代后期（1975-1979），增长为2.2倍（美国）至15.8倍（葡萄牙）。跨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1997年达到了400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8.6%。
影响全球产业发展的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包括政府干预作用的相对减弱，贸易的自由化，控制的放宽，私有化的发展等等。影响全球产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还有：
（1）全球工业化的重心正由西半球移向东半球，包括了东亚及东南亚的工业化群体，如日本、中国、韩国和其它新兴的工业化经济。它们使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市场的占有份额发生变化，发达国家所占份额由1970年的86%降至1995年的76%。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一份资料估计，到2005年，发达国家所占全球制造 业的份额，将下降至67.6％；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则从1970年10.3％上升至1995年的21.3%；预计至2005年，将上升至30.6%，其中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将占有19.2%。
（2）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制造业所占份额，由1960年的28.8%下降至1990年的22.2%。主要下降在北美（下降10个百分点，仅为18.5％），西欧（下降5.7个百分点，降23.7%）及日本（下降5.5个百分点，达到29.1%）。这一趋势的产生，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制造业在其运行业务重组时，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与增加竞争力，而把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服务业分离出去的后果。
（3）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的下降被称为“非工业化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至发达阶段的一种结果，在23个最发达国家中，制造业劳动者人数从1970年占劳动者总数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8%。在不同国家中，这种非工业化现象开始于不同时期，其进程速度也不尽相同。该现象最先始于美国，其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者的比例，从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在日本，其制造业就业的最高值是1973年的27%（比美国迟8年），而到1994年则下降到23%。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其制造业就业比例的最高值是1970年的30%，到1994年则迅速地下降到20%。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在上升。美国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从1960年占劳动者总数的56%上升至1994年的73%。其它发达国家从1960年开始均有类似现象。
（4）生产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主角。1997年，全世界大、中跨国公司总数达到了53000家，其中母公司设在发达国家的有43442家，在发展中国家有9323家。其中我国也占有379家，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则有500家。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总数达到了448917家，其中51%的子公司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7年，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及其它活动的发展，超过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的增长速度。国外直接投资的总存量——跨国公司运行的资本基础，在1997年较1996年增长了10%，资金总量估计达到了35000亿美元。其海外子公司的总资产，得到了当地股本与贷款的补充，达到了126060亿美元，是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3.5倍。这些资产数可以反映出那些子公司用以生产商品与服务的能力。当前，跨国公司内外直接投资量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1%，其海外子公司的出口值 占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它们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7%。海外子公司销售额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速度。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长速度是全球进出口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2倍。这些数字中以说明当代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特征：全球性生产系统的扩张所形成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远超过了国际贸易。这是面向21世界经济全球化与19世界末开始的全球化特征的主要区别。
（5）多极化现象的兴起，欧盟是最为突出的例子。这里引述欧盟的一份材料，以说明这一现象兴起的背景：“建立欧盟的主要理由——50年代它的先驱者的设想，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探索和平与繁荣。多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应在更多的领域来共同工作以解决一个国家所不再可能解决的共同性问题。”当代世界确实涌现了一些单独主权国所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因此在历史、文化及地域等原因驱动下，也涌现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济 合作论坛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区域合作，有四方面原因；
a. 可改善资源配置，是提高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的一种措施；
b.是对于发达国家所建立区域贸易板块的防卫措施；
c.是加速制造业出口的一种方法；
d.是产生临界质量的一种动力，从而使企业得以实现其规模经济并改进其全球性的竞争能力。
以上这些考虑，对于经济全球化也是适用的。
（6）发展中国家有鉴于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望，并由于资助国与多边机构的压力，而广泛地采用了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与干预及私有化等面向市场的政策。但进一步地强调出口导向的政策，也必须辅之以进一步地强调发展技术能力，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
（7）采取环境可持续经济发展措施的需要日益紧迫。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机遇、挑战
（1）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人类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国家间商品与服务贸易量的增加，也促进了国际间资本流量的增加。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技术发展既促进生产发展与需求结构的变化，也为经济全球化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流与人流。通迅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资本流，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传播，使知识成为生产的重要因素。
（2）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是生产与需求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总趋势是一次产业比重下降，二次产业比重上升；二次产业比重下降，三次产业比重上升。但各产业比重的下降，是由于其生产率的提高使其生产水平已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要确立三个基本观点；当物质生产（一、二次产业）能充分满足需求时，人们才对非物质的三次产业（服务）有更高的需求；一、二、三次产业是相关联的，要从相互联系的角度来处理发展；一、二、三次产业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我们描述农业社会或农业经济时，是指农业是该社会或经济中的主导经济，不等于没有其它产业的存在。
（3）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上升。无形商品增多，从供给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无形资产重要性的上升。在传统实物经济中，无形资产仅仅是有形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的补充。但在经济无形化下，无形资产比实物资产更加重要，尤其是在涉及商业利益的时候。在可口可乐雀巢、菲利普这些大公司中，品牌和商标的管理优先于其他的经营策略，而英特尔公司和康柏公司在这个方面也花费巨大。美国的《金融世界》每年都以销售额，、盈利率和增值潜力为依据给品牌估价，结果是排前几名的CoCo-Cola, MarKboro和Intel的价值要比可口可乐公司、万宝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帐面总资产价值还高。无形资产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品牌和商标、版权和生产权、智力资本、商业信誉以外，还包括技术秘密、人力资源、劳动力质量、企业文化、与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联系，等等。无形资产虽然无形，但绝不会凭空产生，与形成实物资产需要投资一样，无形资产来源于无形投资，由研究与开发（R&D）费用、培训经费、以广告投入为主的营销费用，电脑软件的支出等组成。无形资产的地位上升必然带动无形投资迅速增长，在法国和英国1992年的投资总额中，无形投资的比重就超过了30%。
实际上，经济的无形化趋势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持续已久。仍以实物资产和物质产品占传统优势的制造业为例，美国学者德鲁克（P.Drucker）的研究表明，原材料投入创造的产出在总产出的份额从二战以后平均每年下降1%，而能源投入创造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也以相同速度减少。相反，19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要素创造的产出的比重却平均每年上升1%。如何正确对待、评价无形化，统计、核算无形产品和无形资产，也成为不容回避、甚至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的无形化趋势必将对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中的机遇
我国过去改革开放20年所到得的成就可以说明，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我国资源的更合理配置。如能迅速地取得并正确地应用全球已有的广泛信息，就有可能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深化，较快地完成小平同志所制定的三步走的伟大战略。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正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反映在下述方面：
（1）信息基础设施的薄弱
搞知识经济的难度在于缺乏衡量知识的指标体系，但信息经济的指标体系国外已有一些。例如，国外的“信息必要指标”由三部分19个因素组成。三部分是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与计算机基础设施。以1997年夏季白皮书对世界55国所列资料分析，我国这三部分的总分处于全世界很低的位置。美国总分为5107分，德国与日本为2970分，印度有435分而我国仅335分。
（2）知识经济的基础是知识载体受教育的人。
这方面我们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
（3）需要改革科技体制
在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国家都感到传统科持续体制的不相适应。例如经合组织的报告就指出了“OECD的科学体制，面临着在其传统地通过基础研究与教育新一代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及需要与产业的传播知识与技术间的协调问题”。发达国家都在不断地改革其不适应全球化的过程，我国更要警觉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附：知识经济：一场新的强者“通吃”的游戏？
一清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人类产出可供享用的果实，另一方面又创造出让人们有事干的游戏。的确，人不能没有事干，没有游戏作，否则就没有资格享用经济和科技的果实。人们在一场场大大小小游戏的输赢中实现了果实的分配和再分配。新的游戏就有新的规则，事关果实的分配，由不得你不玩。不满足是人类的本原属性，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和奋斗无不和欲望的满足相因果。对分配的不满足驱使人们发明新的游戏，于是有了新经济、新科技、新产业。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成为社会的法则。新游戏中瓜分的并不仅仅是新创的果实还有旧日的资本，甚至阳光、土地、大气、太空。抢夺的是文化、文明成果的享用权和发展方向控制权。不管是你实力不济还是反应不及，在游戏中输了就分不到好果子吃。
数字化技术的带动之下，社会财富又一次急剧增长，社会游离资金大幅度增加。由于社会机制无法及时有效调整和进化，没有能力和手段对这些财富进行合理配置，这些财富就流向股市，使社会财富的配置和分配变成一场带有强烈投机倾向的大游戏。要想在这场大游戏中获得大利，需要创新，需要新科技，更需要创造诱惑，需要知识经济和数字化生存这样的大诱惑。不然的话，美国经济就没有今日的全赢“大满贯”。对于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这是人类生存的全部的话，当世界信息化，经济数字化的时候，我们的危机就进入了非常深重的状态。当我们未来的生存真正数字化的时候，当我们都生活到只有一种优势语言的网络上的时侯，我们真的能够平等相处、互相理解、共享文明和科技的果实吗？还是被一种充满了控制欲的势力玩弄于股掌之上。当知识只是经济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不仅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知识亦然。知识经济依然是用数字化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弱肉强食，而不是全球性的阳光普照。
知识经济也好，数字化生存也好，不过是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个人、种族、国家生存竞争的新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每当人类的资源被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的时候，往往是人类行为最不经济的时候。当土地被开发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的时候，正是人类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垦的时候，于是有了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沙漠化。工业革命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蒸汽机车、纺织机，也导致了空气污染、生态恶化、物种灭绝。在这样的进程中，人类的失去将不可挽回。
我并不想诋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只是提醒人们，文明的进程中存在着畸形和歧路。每当有人把数字化生存和知识经济吹得神乎其神，仿佛是并不发达的我们的救星的时候，我总是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以下简称《泰》）。这部数字高科技的杰作在中国也被炒作的异常火爆，新闻媒介、商家店铺、官员学者、市井百姓，恨不得都要搭上这艘数字化的客轮。看了几遍、几十遍的人有之，要是不看一遍准有人认为你背离了这个时代。其实，《泰》所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感官的数字化声光刺激，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考。《泰》的史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为爱情或信念而殉身殒命的魂断蓝桥。它是代表人类某个时期物质文明超级成就的血淋淋的毁灭，是“通天塔”的轰然坍塌。以今日之欣赏《泰》的心情，怎么能告慰那些像我们一样笃信科技文明坚固不沉之舟的乘客们的在天之灵？我不得不说，我们的文明科技之舟在顺利到达彼岸之前，有太多的暗礁险滩，太多的冰海沉船。
数字化生存和知识经济不仅是我们必须走向的未来，也是可能让我们在新游戏中失去自我的陷阱，更是对发展中国家无可抵挡的诱惑。因此，我不反对知识经济和数字化生存，却呼唤警醒。尤其是当比尔 . 盖茨说，“我们就是要他们盗用我们的软件，这样他们才会上瘾。然后我们就会想出在下一个10年的什么时候来收钱的办法”的时候；当INTEL给奔腾III加上用户识别码的时候；当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通讯系统遭到信息战攻击全面瘫痪的时候；当我们生存在核心技术由少数人垄断的一张“网”中的时候。这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曾经没有如期而至的“1984”。然而，它会不会也放过“2084”的我们？
数字技术的“疯狂”发展和数字化生存的过度炒作，总让我想起超极限高速发展、世界性的技术垄断和福兮祸兮的全球化。我总以为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在于，使全人类更加容易、有效地沟通，共享人类的知识和文明成果，节约资源，减少和化解冲突，提高全人类的行为效率。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在我们唱着知识经济的颂歌，向数字化大步迈进的时候，3月24日，以数字化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北约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空袭，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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