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你让我顺流漂去----(序)- -
诗歌之树――现代性景观中的中国诗歌
王俊秀
八十年代未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现代汉诗正好步入了诗人里尔克所谓的“严重的时刻”。当是也时，每一个中国诗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写作模式，开始在险象环生的冲突语境中，摸索汉语诗歌突围的可能。浪漫主义诗歌开始暴露出自身的苍白，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正式成为涉及到中国诗人的个体身份、心性结构及写作观念的重要问题。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古城西安的一所大学里，青年方兴东开始了他的诗歌之旅。
与他周围的伊沙等“后现代主义”诗人不一样的是，方兴东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保持了一种独特的个人质地。他没有去刻意地反讽和颠覆，而是努力安排了一种新的诗歌秩序。这种努力，使他的诗歌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突兀。他的代表作《树》，显示了一种类似史蒂文森式的尖峭和深刻。在平缓的诗行间，一种生命的沉痛弥漫开来――“春天来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天空也没有说/只有树叶在风中张开手掌/镇住大地的心跳”。
方兴东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对自身的身份意识有一种自觉。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社会拉开现代性帷幕，一直到1989年，中国诗人大多数写的是浪漫主义诗歌，诗人承担的角色是先知、英雄和立法者。正因为如此，艾青在北中国的雪地里发出了《黎明的通知》，食指在失望的灰烬中写下了《相信未来》，黄翔用交响的诗篇点燃启蒙的火炬，北岛则以“我不相信”对历史理性主义的铁幕作出了一代人的觉醒的回答。尽管作为诗人，命运为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人生归宿，但他们的诗歌都是由他们站在话语中心，为种族意识和时代精神进行的雕塑性发言。
但是，1989年之后，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福柯所言，这时的诗人已绝然不是标榜自己为真理的先导和宗师的“普遍性”知识分子，尽管从前他们坚持的正义的普遍性和一种理想的法律公道，在与权力、独裁、财富的滥用的对立中依然有存在的价值。但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迁的现实，使得承担文化言说的中国诗人由原来的话语中心迅速步入边缘。
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诗人，这时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嬗变。照福柯的话说，不应该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而必须从“真理”的“权力”的角度来考虑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诗人所揭示的真理也应理解为“陈述之生产、调节、分布、流通和运作的有规则的程度系统”。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诗人，主要的使命不是去对一个笼统的权力话语进行道德主义批判，而是用自身的创造，建构一种包含新型文化内质的、具体的诗歌文本。
非常幸运的是，方兴东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这样一种努力。在《让我写作》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接受生活的重压/一次次将黎明推迟/但我不能接受一支笔的断裂/让我写作/就是混进儿童的队伍/偷窃他们的语言/就是对金钱和暴力不断妥协”。
“现代性”所标志的社会文化事件必将引发前所未有的话语紧张。在汉语语境中，话语性紧张呈现为纵向和横向的双重紧张：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是中西文化机体的冲突。因此，作为身在其中的中国诗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一方面要接受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景观，另一方面又要吸纳异质性的精神因素和超验之维。更糟糕的是，中国诗人还必须面对传统虚无的惨痛事实。在90年代中期的诗歌中，方兴东已经充分注意到恶的价值。他说：“挺住已经没有意义”。他说：“只要等一等/好人就来了/带来粮食和正义/但我不/我开始喜欢上恶劣的天气和恶劣的人”。（《但我不》）这些诗句准确地传达了一种时代的变化。它向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诗人们展示出一种新的诗歌伦理。
工业/信息社会的来临为诗歌文本带来了世俗的活力，而异质文化的深入则改变着诗人的心性和魂灵。所以，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其语言的当下关注和诗歌禀承的神圣之言竟奇妙地重叠在一起。语言的当下关注自然会产生反讽、破碎、非诗意词藻的“狂欢”文本，而异质性文化则要求诗人具备“即使如此”的精神内涵。这其间的张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也是每一个真正写作者首先要面临的阅读期待。人们在问：这种久远的历史阅读与急迫的当前阅读的重叠，是不是会构成真正有效的阅读？
在一本关于西方宗教哲学的书中，我看到，单就基督教而言，其模式按时代划分就有以下六种：①早期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观模式；②教父时期的希腊――拜占廷模式；③中世纪时期的罗马公教模式；④宗教改革时期的福音派新教模式；⑤启蒙时期的现代模式；⑥当今正在酝酿中的后启蒙、后现代模式。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只是想说明在西方文明生长的层次性和纵向性。而在中国的汉语语境中，不曾有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前现代化，但这一切又突然会聚集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发生。这就势必造就如上所说的“重叠”的文本。
“重叠”的诗歌文本的建立是极为困难的。试想一下，如果诗歌偏向现实，会沦为玩世现实主义的“政治波普”；如果偏向古典，则又让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重叠诗歌的成功，意味着能经得起不同话语系统的阅读和理解。这也正是方兴东诗歌创作的困难所在。
如同一棵树的生长一样，九十年代后期，方兴东沉痛的诗歌已埋入地下，在世人眼中，他已变成当代中国最具权威的计算机业市场分析家。但我要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方兴东对计算机业的热衷看作是一种对新文明的先知先觉和对现代性的又一次探险？
与拉丁美洲人一样，探索诗歌的现代性，是和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尝试并行的一种历史现象。杨炼对现代性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古代，发现了隐藏着的民族面孔。在他建筑的智力空间面前，我们明白，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受到孤立会僵化，现代性受到孤立会挥发”（帕斯语）。但是，一味的“寻根”对于现代汉诗来说远远不够。在向现代性的寻求中，中国现代汉诗还必须完成对历时性的转喻系统和共时性的隐喻系统的构造。
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回到语言中来。想想看，所有的思想、观念、意象都要织入汉语的肌质之中。这是一场多么伟大而艰苦的劳动。“万人都要从我的刀口走过，去建筑祖国的语言”（海子语）。在这一场艰苦卓绝的劳动中，我们已度过骚动的青春岁月。一个意味深长的中年正向我们敞开。我们会在与世界的搏击中胜利吗？
最后，让我用方兴东自己的诗句祝愿他，也激励我自己――“抽掉孤独如同抽掉一个人的骨头/而生活就是干活/干活就是一种投入/就是要无限地重复同一个动作/使一切不易断裂/我必须忍住/一种呼吸和哆嗦/必须把劳累和紧张平息在尺寸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