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观察——引爆博客精神和创业精神

连载：计算机业批判----(第二章)

                                      

　　第二章  中国计算机业：迷雾与本质

　　一 发展的基本问题和舆论误区

　　在未来学一浪接一浪的喧哗过后，在我们被“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打得红彤彤、晕乎乎之际，又一阵新的浪潮接踵而至，未等我们回过味，“知识经济”已经热遍各大媒体、各书店报摊。不管我们是否接受,一场自传媒刮起的“知识经济”旋风已经成为生活热闹的组成部分。

　　这还是一个信息时代，是网络时代，是数字化时代，是知识时代，科技时代……每一个新鲜可人的词汇，砸到神州大地之上，总能惊起一派赞叹欢呼。当国有企业仍深陷重重困境，在迷雾中徘徊之际，当广大农村地区再度面临土地和市场的两难选择，各乡镇企业纷纷亮起红灯之际，这些带着洋韵带着异国气息的词汇如同一缕阳光、一丝春风令人心情激荡。在我们重新冷静多年之后，又一股久违的激情和冲动呼啸而出。当我坐着飞机，从黯淡的乡村景色进入喧嚣的大都市，当我捧着刚刚拆封的信，读着千里之外父亲的话语：“这边钱越来越难挣，东西越来越便宜，要节约用钱!”

　　我陷入了深深的疑惑，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块土地?我们究竟是仍两脚踩着贫困的土地，还是早已一脚踩上世界最新趋势的油门之上?我们究竟是在不断地摸索、探寻，还是已经真的与世界强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乐观弥漫的时代，这种思考显得格外苍白。

　　1、虚拟的起跑线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跃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好时机，成绩带来乐观，进步带来满意，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忧患过后，乐观主义成为主导。当然，除了自身因素外，外来的赞美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这种乐观主义的源头不必追溯至柏拉图那么遥远，单是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未来学就是一股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

　　与悲观主义观点截然不同，未来学为人们呈现了惊人的希望和前景。他们共同呼唤一种全新的文明，将在工业化文明之后冉冉上升，光耀全球，并感染了每一位爱好生活的人们。而且几乎每一位未来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动听而美好的话语，毫不吝啬地抛洒给那些发展中国家。有些话简直就是救世主的福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所说的：“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管是否真的站在一起，还是未来学家一厢情愿地将穷国和富国安排到了一起。总之，这一论调自始自终贯穿于每一位未来学家的大作之中。

　　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迅速出现，将打破关于如何消除贫困的所有传统观念。也超越了第二次浪潮中那种模仿成功模式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新的浪潮对穷国和富国，都开辟了崭新的、也许是解放的可能性。贫穷国家再也不必用尽吃奶的劲儿去重演西方当年的工业革命，因为二次浪潮已趋没落。正如托夫勒所说：“为什么还要去模仿已经本身正处于土崩瓦解，痛苦中的文明呢？”也就是说，根本不必再累死累活，直接奔美好生活而去，不就行了?

　　谁都爱听奉承和赞美，未来学家的金玉良言适时地点燃了落后国家的自我感觉。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感受到知音的降临。而同时，未来学家著作也在发展中国家迅速走红，打开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2、盲目吹捧就是鸦片

　　奈斯比特尤其钟情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称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专门写了一本《亚洲大趋势》，专捧亚洲，尤捧中国。该书的一大主题就是：“二十一世纪将回归到龙的世纪”，已经腾飞的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两支火箭的助推--香港和台湾。因此他断言：“中国在未来的20年之后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甚至有的研究机构煞有其事的宣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

　　多少年了，我们已没有这样被人捧过。除了拿破仑那个“睡狮”的比喻外，近百年来，几乎无所慰藉。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这睡狮究竟何时会醒。而奈斯比特则言之凿凿，为我们制定了时间表。

　　当然除了商业目的外，未来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美言，也有几分道理。因为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石：那就是未来的财富在于知识，知识的产生无需机器设备和资源。知识可以使大家平等，可以使弱者与强者平等。穷者与富者平等，不幸者与幸运者平等。知识能克服资源贫乏及发展落后等先天性的不利条件，重新获取优势。

　　的确，知识是资源，是资本，也是财富。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知识经济的发展就是一种爆炸性的新力量，它驱使先进的经济进行痛苦的全球性竞争，强迫许多发展中国家摒弃其传统的经济发展。”“知识代替资本，代替物质、运输和能源外……还成为产业的最终资源”。但是脱离了实际来谈论知识过于抽象，也过于虚无。毕竟，知识同样需要一个生产过程，需要生产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知识除了建立在传统与教育之上外，知识还是建立在财富之上的。因此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同样也使知识的获取和分配倾斜。

　　尼葛洛庞帝有一句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预测未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了解现在。”否则任何预测都可能是海市蜃楼。

　　

　　3、“起跑论”后继有人

　　　　尼葛洛庞帝对于信息时代的形势，也进一步将托夫勒的“起跑论”进行升级和完善。他说：“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信息时代最大受益者，因为信息时代将从教育开始。……互联网的国际性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工具都能够更好地促进发展，因为你在与最主要的原材料--孩子打交道。”谈到中国，他更乐观：“中国没有旧的、过时的基础设施的负担，而且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我猜想，只要能让所有人都拥有计算机和网络入口，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要让中国人都拥有计算机和网络入口还需要多少年?回答这个问题对尼氏来说，则远比建立一套他的数字化理论更困难。

　　知识也罢，信息也罢，都是无价之宝。只可惜这两样东西也都有一个臭毛病：那就是嫌贫爱富。

　　日前，来京访问的托夫勒依然侃侃而谈，说中国的发展并不在于建立多少企业工厂，引进多少条生产线。但是，随着国外信息产品源源不断地涌来，有限的财富在源源流出，我们又怎能与美国一道起跑呢?

　　当然，对弥漫于空气的乐观主义产生最大冲击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从最初的“东亚奇迹”，到的“亚洲世纪”，以及“中国世纪”之说，最初的源头并不源于我们自身，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客的杰作。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若是推迟两年出版，则无疑是个笑料。他说：“亚洲发生的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亚洲将重新崛起，经济发展中心将东移。特别是中国，经过本世纪末高速发展后，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洲大市场，到2020年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切都成了梦想。

　　我们必须对未来重新估计。

　　

　　4、亚洲危机是一盆冷水

　　危机最大的教训就是：许多发展历程无法超越。在亚洲经过快速的增长之后，基础不实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体制效率低，技术效率低，企业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越发突出。而且越到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基础上的先天不足就越来越成为障碍。经济学家指出，亚洲的增长只是靠人力、物力增加而产生的“数量式增长”，并不是靠技术的力量，科技的因素来实现的“质量式增长”。这种数量的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必将面临瓶颈。如一味过高追求，则易造成崩盘。

　　这也是亚洲危机的内在原因。这场危机无疑为整个沉浸于发展中的亚洲一顿棒喝，也为那些过于乐观的专家学者泼了一盆冷水。它说明，真正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绝不可能由未来学家来安排，必须靠我们一步步苦干出来。真正的繁荣和发达也不是靠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所能买到的，况且要论买卖，我们怎么也买不过人家，更卖不过人家。

　　同时，我们还看到一味吹棒、夸大中国实力，还出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中国列为“第三经济大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形成一股遏制中国的新势力。这股舆论热潮不减，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因为在“知识经济”热起来的同时，我们还得首先明了发展的现状，了解当下的处境。毕竟，知识经济不能平空而起，更不是一场平地而起的旋风，可以人为制造。任何的浮夸和吹嘘，都有可能成为一场闹剧，甚至悲剧。

　　中国发展数十年的历史证明，任何激进和冲动都将成为教训。真正的成绩和发展都是在踏实、冷静的形势下一点点取得的。我们绝不能因为外界的喧嚣而盲目冲动，也给自己制造新的幻觉和错觉。

　　未来学家不负责任的吹棒，以及滋生的盲目乐观，是不是另外一种鸦片？是不是更具危害的毒品？适度的乐观是一种动力，一种激励。要赢得未来，我们必须从基础做起。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子扎实，把根留下。我们的发展之路仍很漫长。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要靠真正的实力证明。

　　二 中国计算机业初级阶段论

　　（***补充1***）

　　三 中国计算机业没有神话

　　1、背负历史的艰难起步

　　计算机业是信息时代的潮流行业，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它不但表现为英特尔、微软等领袖企业的神速发展，更有网景、雅虎一夜暴富的创业神话。它不但代表着人类智慧的新境界，同时也在修改并制定着人类走向未来的新规则。

　　八十年代起，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与这个迸发着激情和活力的不可避免的行业发生了共鸣。128公路和硅谷全新的计算机技术扩散模式也在神州大地引发激荡。而最先感受这脉搏的，则是北京中关村，这一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因此，在这最灵敏的感应地带，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诞生了。

　　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出，全国性改革大潮涌动。在中关村，以两海两通为代表的新技术公司迅速增至40家，营业额达1800万，正式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架。因此，这里就成了科技人员下海的第一入海口，而且真正面向市场的中国计算机业也在此起步了。

　　中国计算机产业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融入自由经济的行业之一。它率先摆脱传统束缚，步入市场。而正是市场的召唤和诱惑，吸引了许多科技人才纷纷下海，趟出一条以科技创业，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新路子。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挤占沿街店面，也就有了“电脑挤了豆腐脑”的戏言。当时，中科院成为科技人才最为主要的源头，北大、清华等院所也闻风而动。在这些人才的推动下，中关村真正活起来了。柳传志、张玉峰等正是这批人中的代表。

　　当全美计算机业的市场环境和技术产品共同走向成熟之后，这个产业开始进入自由喷发的壮观之中。但在中国，计算机业没有传奇，更没有神话。毕竟，一个国家要背负着历史前进，一个产业同样与国家共呼吸。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些先行者不但要突破观念，还要冲破各种非市场因素的束缚。这些因素是先行者无法避开的阻力，必然减缓了创业进程。

　　毕竟，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彻底破除了姓“社”姓“资”的纠缠，坚定地选择了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彻底冲破姓“公”姓“私”的障碍，确立了全新的所有制理论。

　　因此，中关村不但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更是经济改革的探路者。它屡屡走在政策与制度前面，成为改革开放这一巨型列车的一个车轮，以自己的实践和成绩充当了市场经济的试金石。

　　2、市场：产业的新砝码

　　1988年5月，政府批准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的方圆100平方公里内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关村有50余所大学，138家研究院所。试验区成立后，出台18条优惠政策，对大院、大所、大学的改革推波助澜，使传统的科研、教学体制分出一支又一支充满活力的科技企业的生力军。下海的人才来源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院所外，国家机构、国有企业等单位也跃出许多不安份的创业者。他们汇成了中国IT业的第二波创业浪潮。

　　试验区成立后，开始步入高速、协调、有规划的发展进程，企业数量也有了巨大飞跃，从数百家跃升至数千家。四通、联想、方正等中国计算机业的排头兵，也开始迈上规模，并拥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

　　90年代初洋品牌大举入侵，中关村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计算机市场成为最早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的新局面使企业提前接受超负荷的磨练。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计算机技术最先进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主要的大学中，在AT＆T新泽西和伊利诺斯的贝尔实验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IBM实验室中、在加州施乐的PARC实验室中。而计算机产品的核心霸权主义 要掌握在IBM、Intel、Microsft等美国著名公司及少数日本公司之中。我们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核心技术，没有能够主导全球市场的创新产品，也没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规模相当的大企业和影响全球市场的实力品牌，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日渐庞大的国内市场，使中国计算机产业有了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在短短十几年中，我们有了第一批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培育出了第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科技企业家。

　　这使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有了新的砝码：企业和企业家。

　　3、企业家：产业的原始股

　　十多年前，中国还缺乏造就 企业家的环境和机遇。十多年来，中国仍没有真正成就企业和企业家的良好机制和土壤。但正是这种条件，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还是顽强地生长起来了。

　　如果将时间倒推十五年，那么如今领导联想、方正、四通、希望等大企业的总裁及许多高层管理人员，还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或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柳传志、张玉峰、王永民等莫不是如此。如果将时间倒推十年，那么如今领导同创、科利华、连邦的企业首脑还只是千百万劳动大军中的平凡一员。但是，正是这些普通、平凡的人物，成了今日计算机业令人瞩目的成功企业家。

　　这批朴素的人踏上创业之路时莫不是抱着朴素的愿望。

　　柳传志创业，是因为憋得不行，眼看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的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市场。当时计算机所的状况在他的眼里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因此谈不上后顾之忧。另外，所里一些中专毕业的人上街验收机器，每天能挣三、四十元，使高级科研人员心里极不平衡。在各种因素驱动下，他们成了下海的先遣队员，并一步步造就出今日的联想。

　　张玉峰觉得在校教书搞科研，也能一步步做到教授，但不会有多大贡献。又刚好同学得胃癌去世，留下孤儿寡母，生活艰难，令他触动极大。自己也查出萎缩性胃炎，转癌可能性较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无法为年幼的子女提供任何保障。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不比那些下海的人能耐差，也就毅然扎下了海，创立了今日的方正。至今，面对成就，他仍十分平和：“如果不是65年考上大学，或晚出生一年，我很可能与村里同龄的农民一样，秃头、掉牙、驼背。”

　　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又以十年之功推广普及。他觉得河南太小，只身来到北京，到处讲课，谁请都去讲，几乎跑遍所有部委。至今他仍表示，自己的兴趣在做学问。他不喜欢做公司，因为做公司要涉及到很多人，涉及到社会界面，这个界面不好。他已50多岁，做公司打官司占用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很羡慕王选能有时间专心致志搞研究。至今，他仍用“一介书生，半个农民”自许。

　　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计算机市场才真正有了创业的氛围和机遇。王荣之用军人的气概，证明了PC业中成长和冲刺的速度，能达到多快。宋朝弟以偏执的量子理论，在教育软件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而苏启强则再度创业，开创了中国软件连锁销售的先河。

　　正是这些人，经过十多年市场的洗礼便脱胎换骨，并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不断突破，成为领衔中国计算机业的企业家。

　　技术会很快淘汰，产品也在快速更新，只有人--企业家，成为中国计算机业发展最快、升级最快且“性能”不断跃升的“自有产品”，他们才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真正的原始股。

　　4、中国当然不拒绝神话

　　的确，十多年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最大收获不是我们组装出了多少台PC，也不是多了几项技术新产品，而是我们有了一批真正懂市场懂管理的人才。

　　他们从下海的领头人，到企业的开创者，再到真正的企业家，在短短的十多年或几年中就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和升华。从最初的原始积累，领导几个人、十几个人，到指挥一个大企业，能运作一定规模的资金，管理一个庞大的组织，并向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还能制定更长远战略计划，他们不是MBA出身，不是职业经理人，环境将他们造就成杰出的企业家。　

　　人才是产业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科技企业家，已从最初的几个人，少数人，开始汇成一批人，一代人。如今，光是中关村，有突出成就的企业领头人就有300人左右，加上企业核心领导成员，规模更上一个数字，达到3000多人，他们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源动力。

　　当然，中国计算机业刚刚成长起来，这些成功的企业者也正步入人生的最佳状态，前面的路还很长远。面临的挑战也更严峻。柳传志正领导联想要在2000年步入全球前十大PC厂商之列。王永民则在98规范王码出台后，期望为中国软件业的腾飞点起 一支蜡烛。方正，这一业内最具技术内涵的企业，也正瞄向更高的目标。当然，对他们来说，另一项更重要的 是为企业的未来选择比自己更胜一筹的继任者。

　　宋朝弟的教育软件市场经过一个阶段的飞跃，又期待他的量子理论显灵，将科利华带入新的境界。苏启强则在竞争纷起的软件销售渠道方面，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刺激。而王荣之，一面要承受联想、方正等国内大企业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防御新兴品牌的进攻。产业在发展，局面也会更紧张、刺激，这也是创业者最振奋的时刻。

　　也许他们还不足以成为神话，但他们走过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诞生更多的神话。中国计算机业不拒绝神话!

　　没有先行者，他们就是先行者，没有传奇，他们就得成为传奇。他们是幸运的，在一个幸运的时机投身于一个幸运的行业。但他们把更好的未来留给了后来更幸运的人。

　　这就是他们这批人最大的意义所在。

　　四、"硅谷"的帽子顶得住吗

　　应该承认中关村伴随着改革大潮的迅速崛起,它培育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公司以及不少抱负远大的人才。本文无意全盘否定。但正如医生一样,他不太过问病人的健康部位,但非常关注病人身上出问题的器官,进行对症下药。笔者在调查分析中发现,目前,中关村是个病得不轻的"病人"。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首先得有勇气面对"疾病"。中关村不缺人才, 不缺气魄,缺的就是这种正视问题的勇气。

   

　　1、 中关村是梦的栖息地

　　有人说,西方的全部哲学仅仅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中国的哲学仅仅是对孔子的演绎。如果这句话正确,那么世界各国蜂涌而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无疑就是对美国硅谷的注解和演绎。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也需要一个梦。特别是当它还落后和贫穷时,梦是慰籍、是信念。当硅谷作为最成功的高科技地理区域迅速崛起,成为企业成功的象征、电子工业的心脏和各国仰慕的楷模时,大洋彼岸的中国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充当旁观者了。

　　十多年前,国内一批科技人员冲破传统体制,从中关村纷纷"下海"。昔日冷清的中关村渐渐成为拥挤不堪的电子一条街,成为全国最大的高科技商品市场和最密集的高科技企业群。中关村自然也就戴上了"中国硅谷"的桂冠。

　　中国人的梦不再缥缈,终于有了栖息之地。

　　2、硅谷拙劣的仿制品

　　十多年过去了,电子技术的大江浪花已经汇成了信息革命的汹涌浪潮,从少数的地理区域席卷到全球各个角落。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关村,如今又如何呢?

　　1994年我初到北京,当天就到中关村走了一趟,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使我无语以对。1996年夏,一位家乡的朋友来京,特意让我领他至中关村"朝圣"。我们一起溜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说:"这就是中关村?怎么还没有咱们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那么齐整,那么显得有规模?"

　　我一再品味,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中关村最有意味的概括。

　　《THE BIG SCORE》一书的作者MALONE形容硅谷大街两侧的招牌:"看起来好象是画工在服了迷幻药后画出来的。"看来,画工也到中国神游了一趟。硅谷孵化出数千家公司,中关村的公司数目也绝不比硅谷少。至于计算机产业的副产品,比如商业和专业报刊、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等等的兴起,美国硅谷有的,中关村也一样不缺。因此从表面上看, 中关村是硅谷惟妙惟肖的仿制品。

    可是探究其内容和实质,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

   

　　3、一曲现代"空城计"

　　在硅谷,造就企业和大亨就像计算程序一样,都是严格设计好的。

　　如潮般的人们揣着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和一份有声有色的构想和方案,去敲风险资本家的大门。说服了他们,就能用新公司大半的股份换来一笔起动资金。然后,就开始像电脑般地工作。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投资者们还会手把手教会如何让股票上市。上市之日就是暴富之时。有能力和有潜力的公司就有充足的资金,迅速壮大。

　　中关村的创业者,没有这么幸运。因为这里没有风险投资家的门可敲。借钱比自己造一台计算机还要耗神,而且也很少有真正的新产品能够作为敲门砖。但大家都明白:"办公司必须靠别人的钱来养活"。一般是三两个人,凑起一点钱,办好了手续,就开始空手套白狼。"皮包公司"曾是中关村公司的代码。而后有些人就往国外公司投怀送抱,争当代理。有了这一杯羹,公司就踏实了。反正有吃肉的总有喝汤的。

　　国内计算机界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代理国外品牌养活了无数个公司,也养出了几个不错的自我品牌。不错,是有个别的代理赶上好运,越"代"越大,以国外品牌趟出路子后,后来还推出了自我品牌。但是绝大多数公司如何?

　　代理是个很奇特的事物,就像酒精一样,适量喝一点,能兴奋神经,提高机体能力。但是一旦喝多了,就成了神经抑制剂。更可怕的是它会像鸦片一样,一旦上瘾,就离不开戒不掉。说"一颗芯片是几吨粮食,一台计算机是几吨纺织品"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会反感。但是代理确实像一只具有无数吸盘的大虫,吸走了宝贵的资金,特别是挤死了自有产品赖以生存的有限市场。

　　当硅谷的公司一旦新品开发流产,市场失败,现金流动受阻,那么它面临的唯一一条路就是破产倒闭,天经地义地为新公司让路。一个健康合理的新陈代谢机制,是一个产业壮大和成熟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中关村,公司往往不必为新产品去承担高风险。即使现金流动受阻,也往往能垂而不死。因为有代理微薄的收入撑着,活不好也饿不死。因此中关村的公司,其生命力似乎远远超过硅谷中的同行,其失败率也远远低于硅谷每年30%～40%的淘汰率。许多公司为生存而挣扎,仁慈的上帝却迟迟不发死亡通知书。不但抑制了有实力的公司依靠更多的市场成长壮大,也阻碍了更具活力的后起公司的崛起。

　　中关村成了一个俱乐部似的圈子,越来越多的旧面孔、熟面孔,越来越少的新面孔,彼此都摸着底。圈内的"空气"亦日渐污浊。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永远长不出大树,长的都是一片营养不良的莠草。

　　以市场换技术,曾是我们美滋滋的梦想。可代理只会做梦。不妨来一句虚拟语气,如果国外产品撤出市场,那中关村还剩下什么?

　　中关村最大的特色是代理。这是与美国硅谷有所不同的。

　　中关村唱的是一曲现代计算机产业的"空城计"。

　　4、个人发财与培养产业

　　除了计算机产品,硅谷出产最多的就是企业家和大亨。财富总是不停地像大雨般降落在比毛头小伙大不了多少的、没有开化的工程师身上。当Apple公司股票上市时,当天就产生了一百多位百万富翁。因此硅谷首先是企业家的乐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奋斗精神和为技术而技术的坚强信念。总结了他们的特点:"富有进取心,天资聪颖,具有领导能力,平常不拘小节,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内心深处混杂了狂想、自大和接近病态的对独立的追求。"他们创造公司,公司也创造了他们。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连同同样份量的财富,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形象和神话同他们生产的产品一起出口给世界各国。

　　但是,要总结中关村企业家的特点,那将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不仅因为成份复杂(硅谷更复杂);而是因为你要真实总结,必须拨开层层帷幕,而且很可能像捅马蜂窝一样,惹急惹怒一整街的人。

　　所谓的企业家,往往只是商人或生意人。当雨点般的财富纷纷砸在硅谷企业家头上时,计算机产业的毛毛细雨也滋润着中关村这一街忙忙碌碌的男人和女人。更多的人关注于货物流通时如何掉下金币,对钱格外的敏感决定了他们的职责就是绞尽脑汁挣别人的钱,也挖空心思防别人挣自己的钱。在这里,公司的典型结构就是一人万事包办,没有中层管理人员,也留不住能干的中层管理人员。    而真正的企业家,不但要创建公司、生产和销售产品,更本质的工作是管理。管理就是用人,因为企业真正的动力来自中坚力量。企业家只是舵手,任务就是使企业成为一只集体力量驱动下的龙舟,到市场上迎风搏浪。

    "使自己或少数人发财致富,与为该产业的长期发展作贡献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计算机的确养富了一条街,大大小小的公司也撑破了一条街,但值得怀疑的是,它未必能养得出一个真正的民族产业。

　　5、知耻而后勇

　　企业家和生意人,有一点是相同的:脾气大,怨气多。一会儿骂天,一会儿骂政策,吆喝声和抱怨声交替伴奏,汇成了中关村的交响曲。然而比起许多产业来,国家政策对计算机业一点儿没亏待过。

　　首先,在国际环境极大的压力下,国家为国内企业加筑了篱笆,构筑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乐园。就以PC整机为例,国外品牌必须面对20%左右的关税,17%增值税和10%以上的管理费用。这些措施无形中给极具侵略性的国外品牌,用缰绳和嚼子套上了一个辔头。

　　同时,在信息产业热遍全球时,国家也在焦虑,在寻找对策。有关部门也曾狠狠心投资过几个大项目,却培植出一片郁郁葱葱的荒草。不少雄心勃勃的大项目,还在试点阶段,钱就不明不白地打了水漂。

　　还有媒体,也网开一面,献上了大量的颂歌和赞美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版面,听任其自弹自唱,尽兴表演。

　　古人言"知耻而后勇"。可是中关村的人们太容易乐观了。高薪、住房、汽车就是他们的追求。多卖了几台组装机,就有了一派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获得快乐看来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实,与十五年前相比,我们的形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我们的差距不但没有缩短,反而更加拉大。可是十多年来,这段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干什么用了?

　　1996年,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什么国产品牌真正崛起,什么质量与国外品牌不相上下,技术已与世界同步。难道皇帝多穿几件"新衣"就能遮住他的身体?

　　不期望现在就能杀出国门扬威世界,也不期望真能马上与洋货一拼,挡在门外。但总得做出让国内用户真正满意和放心的产品。

　　我们真正缺乏的东西就是勇气。真正面对现实的勇气、真正承认问题的勇气。

　　关键要把廉价的"自恋情结"剥掉!

　　6、一座走不出的城堡

　　硅谷的发迹史表明:"在高技术企业领域里,任何人都有能力建成一个拥有1000万美元资本的公司,有一定才能的生意人在产品适销对路的情况下年销售额可达1亿美元。但要高达1 0亿美元,同时领导2.5万左右必不可少的员工,管理上不达到世界水平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中关村的发迹史又说明什么呢?问题的关键是,中关村从来没有发迹过。

　　MALONE笔下的硅谷,既是一个高新技术的伊甸园,企业神话的发源地,又是一个光环遮掩下的失乐园,是有毒化学品渗漏、道德堕落、间谍猖獗、毒品泛滥、工人遭剥削的地狱。那么多少年来,中关村的原生状态又如何?

　　无数的文章评述中关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这些文字所提供的多是用于宣传的装饰性的内容,一种泡沫般的形象,使人们无法真正走进中关村,看清它的五脏六腑以及肌体真正的运作。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描写了一个神秘、怪诞而又似曾相识的境地。城堡并不神奇也不高贵,仅仅是一大群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但它却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主人公K到死也没能进去。

　　我们天天生活在中关村,可它还是一个我们难以进去的城堡。

　　科学告诉我们:失败的实验与成功的实验具有同等的科学价值。一个病人甚至比一个健康人更具研究价值。可怕的只是人们常常篡改数据,使失败的实验冒充成功;将病人的病情掩盖,误以为健康无比。

　　中关村目前的情况表明,它没能成为寄托民族梦想的真正的"硅谷",也没能成为民族信息产业真正的中心。尽管我们缺乏对中关村真正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的不全面,我们也认同中关村的价值,它的孵化与辐射作用,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不仅浓缩了新技术的方方面面,更是集中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一切缺陷和劣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无数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如果不去好好研究,就会留下遗憾。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用同样的代价,去培养一个新的病人。

　　五 多元化是IT业最大的隐患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迅速崛起的中国企业群落成了经济腾飞的脊梁，但是严峻的现实是：虽然经过了风雨反复吹打，中国企业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生态之中。我们经常听到企业豪迈地宣扬自己超常速的发展业绩。但是冒险和危机也常常来自这“超常速”的追求中。因为屡屡重复发生的悲剧就是，企业超常速发展的下文，就是超常速的陨落。至今，能坚持十年稳步发展的中国企业，几乎屈指难数。

　　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浮躁年代。囫囵吞枣似的各种新潮经营理念蜂拥而来，各种古老而陈旧的挣钱手段也屡试不爽。这种混乱使得缺乏企业文化积累的中国商业界，无法回避现实存在的各种不规范现象，而真正掌握西方现代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企业始终无法建立起一种稳态的组织形态，一套稳健而务实的经营方法。

　　当我们将目光更多投注于困难重重的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谓的现代化企业也仍然异常脆弱。许多名噪一时的企业沦陷在自己的成功之中，而今辉煌的企业又有谁能保证它的未来? 这种短命的企业的浮浮沉沉无疑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迫切地希望早日“制造”出一批庞大的企业，豪迈地驶向国际市场，我们也急切地想瞄准世界500大、幸福500大的目标，但是我们偏偏忽略了：对企业来说，任何急功近利的超常速发展都不健康，都隐藏危险因素，都可能是未来致命的创伤。

　　当我们还没学会好好走路时，就选择了狂奔，就投入了冲刺。

　　而这种狂奔的首要方式就是：多元化!多元化的枪口下可谓尸横遍野。

　　但后者仍然熟视无睹。甚至在我们最欣慰的IT业内，这种危险正在发生。

　

　　1、多元化秀色可餐

　　近几年国内IT业的发展值得称道。而我们欣喜的原因并不在于出现了几家成气候的国内公司，或者国产品牌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我们最骄傲的是产业发展的健康性，以及该领域内国内企业发展的稳健。虽然也有巨人、信通等失败的警示，但他们并不是倒在IT业的市场上。至今，几乎很少有发展起来的企业破产或倒闭在这一市场上，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但是，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具备一定市场实力和资金实力的不少厂商开始出现新的浮躁症。在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感觉中义无反顾地迈开多元化的大步，以期继续超常速发展。

　　多元化大概是一个公司成长历程中最大的挑战。毕竟这是一个最自然最具诱惑的选择。当然也是最微妙最危险的选择。因此无论是回报还是风险都可能大得意想不到。世界上成功的多元化公司如GE、3M以及Disney等，业绩骄人，但更多不成功的例子都成了炮灰。

　　多元化是一颗令每一位经营者都格外刺激的骰子。

　　酝酿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就是宏观经济形势大好，市场活跃，机遇处处呈现之际，加上此时的企业形势也不是一般的好，一种集体的幻像和错觉就开始主导了赌局，多元化下注的大好时光来临了。

　　况且，多元化对急于成长的中国企业尤其富有魅力。而且赞成多元化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如联想郭为认为：“美国公司处于技术领导者地位，所以有信心，同时也必须集中在一个领域才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亚洲公司在技术上处于跟随和赶超地位，在引导技术方面的主动权较小，所以不愿意承担太多技术风险，而多元化经营正好可以分散风险。”海星集团荣海认为：“多元化问题是民营企业在没有政策、没有政策作为靠山情况下的一种自卫行为，在市场很不规范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本身应寻求三角形的稳定支撑状态。电脑产品利润低，人员多，弄不好就会倾家荡产，既使不错的厂家也是空架子。巨人的失误并不在于多元化，而在于没有做好多元化的很多准备，他们的多元化没有做好。”

    中国IT企业对专业化没有信心，而对多元化却异常有信心。

　　但是多元化真是一件十拿九稳的好事吗?

　　

　　2、假相与真实的搏斗

　　将多元化演义到出神入化的大概就是日本和韩国。典型的代表就是三星。进入90年代，三星业绩骄人，开始流露出技术实力无人匹敌的心志，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尤其在其芯片大赚特赚的1994、95年，公司相当多的利润都投入了许多令人置疑的项目：比如购物商城、建筑、汽车……而当最得意的DRAM芯片市场形势不好，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三星首当其冲，成为该国头号重病号。因为其债务已高达234亿美元，是自有资本的269％，每年利息费用就达6.88亿美元。为了从毁灭的边缘走回，三星赶紧甩卖各业务部门，包括芯片也期待Intel购股以救上一把，用其领导人的话说：“要变更除老婆孩子外的所有一切。”

　　因此多元化并不像人们常识所认识的那样，它不是分散风险而是增加风险的策略。因为多元化成功的理想前提是：市场稳定，产业稳定，整个客观经济稳定加上公司的确有超常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经过了十多年引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宏观经济仍充满着各种风险。尤其是在产业市场上，中国企业的市场优势恰恰是建立在市场不规范的基础之上。许多企业仍依靠这种不规范性获取利润，暂时的成功使人们往往忽视背后的真实以及自身的脆弱。这种不规范只是短期的防护，终将逐步消除。当有一天，国内企业与国际跨国企业在同一个规范的市场进行公平竞争时，我们的优势还有什么?

　　中国IT市场是最早开放的市场，也是国外政府和企业最虎视眈眈的市场，也肯定着各种非结构壁垒最早清除的市场。因此，对中国IT企业来说，最迫切的任务不是铺大摊子，摆开场子，做出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钻入IT产业内部，早日确立自己真正的市场竞争优势，包括目前国内那些自我感觉极良好的企业。

　　的确，近几年尤其是1997年，是中国IT业发展的一个高潮。许多企业获利不菲，企业发展轻松自如，特别是陆续上市的公司，融资渠道大开，手头格外宽绰。在这种美妙的前景下，相当一批成功的公司都放弃了在主营业务上下大功夫的决心，转而选择了多元化这种最便捷的方式。这个名单上有联想、方正、长城、实达、海星、连邦等中国IT业的主力厂商。

　　3、塞壬的歌声嘹亮

    实达于十年前在福建起步，从并不热门的终端入手，又合并了针打业务，迅速发展壮大并成功上市，充分显示了公司的内在活力。可以说，实达的成功就是特色化、专业化的成功。而成长壮大后的最大愿望还是要回到主流。如今实达PC的市场举措和实达VCD的广告宣传抢眼，涉足软件业的行动也很果断和迅速。1997年投资控股北京朗新软件公司，加强系统集成业务，初尝甜头，1998年注资铭泰，插足翻译软件市场。同时还对业内多家软件公司频频递出秋波。不知是实达领导们迷人眼，还是局外人看花了眼，大家疑惑的是，实达未来的主营方向究竟是什么?

    联想无疑是中国IT业的领头羊，是民族高科技产业具有象征意义的旗手。但是，联想又将拿什么来体现这种象征，来完善这种身份呢?难道仅仅靠规模的扩张吗?其它几匹黑马，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正失掉前两年的那股冲劲，声音也越来越弱，几乎很少听到新动向?

    可以说，1998年上半年中国计算机产业从来没有这般的平淡过。但是业内厂商的多元化举措却又从来没有这般的热闹过。这当然有一定的外在原因，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一找自己内在的原因呢?国内厂商表现乏力与多元化的浪潮之间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

    中国计算机产业，归根结底，仍处于扎根阶段。未来的形势，就看谁扎得最准最深，而绝不是看摊子铺得有多大。当国内其它行业仍摆脱不了“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宿命，一家一家风云一时的企业转眼间灰飞烟散。幸运的是，真正扎根于计算机业的厂商还很少有关门破产的。倒有不少借计算机起家后，忙于扩张的，先后悲壮地沦陷在房地产、保健品等风潮行业之中。

    全球计算机产业正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中国信息产业也面临新的转型。我们再也付不起高昂的学费，经不过太多的弯路。过去的教训历历在目。国内厂商近几年如不继续加强自身，找到方向，立稳脚踏，则仍会在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迷失自己。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但是那些希翼有多个支点的多元化企业，不知能否好好地支撑住自己，顺利走向长远的发展之路?多元化如同塞壬美妙的歌声一样，令许多人迷醉不已。

　　4、丛林里的狂奔

　　C.C.Markides认为，要降低多元化这个高风险赌博的危险，企业领导可以先回答六个问题：1在现有市场中，我们比竞争对手强在哪里?2为了在新市场上获得成功，我们究竟需要动用多少战略资产?3在全新的竞争游戏中，我们能不能赶上或超过竞争对手?4多元化会不会将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战略资产分裂?5在新的市场中，我是仅仅涉足其中还是准备成为竞争的优胜者?6在多元化中公司能从中学到什么，我们是否作好充分准备以学习新的经验?

　　然而在国内，真正深思熟虑的多元化很少，绝大多数多元化只是为了得到数量式的扩张，缺乏有质量的深入挖掘。几乎每一个略成规模的IT企业，都想涉及硬件、软件，都想生产、销售，都有自销、代理，都对房地产、金融投资垂涎，都是商用、家用市场两不误，都插足系统集成……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企业都信心十足地以为无所不能，实质上却是对选择任何一个主营方面、真正专业化、真正走向卓越的未来缺乏应有的信心。只能希望四面出击，求得“东方不亮西方亮”来逃避市场竞争的真正风险。因为中国IT企业的内在远没有其外表所表现的那么自信，中国IT业远没有人们想象和期望的那么强大。多地化热潮下潜伏的“信心危机”无疑是中国IT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尽管填空式的市场增长已基本结束，但产业数量式的增长却仍机会颇多。单纯依靠广告轰炸就如日中天的神话仍在一个个出现，当然也肯定将一个个破灭。中国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宿命仍没能摆脱。中国消费者毕竟还是一个最易诱导最易误导最易欺骗的庞大群体，各种制度上、机制上、人性上的不规范和腐败如同润滑油一样，让企业仍然游刃有余。至少目前，多元化还是一种玩得转，且定有斩获的游戏。

　　但是多元化肯定是一剂猛药，用好了会有意外收获，稍不慎就会让企业很快七窍流血。中国企业的体质仍虚弱无比，多元化必然是凶多吉少。而IT业作为新时代的战略性产业，信息时代主导的高科技产业，会不会同样走入多元化的怪圈呢?

　　答案是肯定的!1997年是中国IT业的蜜月期，也是多元化的高烧期，几乎每一家企业都在雄心勃勃四处扩张，豪迈的洒钱。看来，短期收益还算不错。但是，进入1998年，国内IT 异乎寻常失却了往年的冲劲和活力，半年来他们的表现异乎寻常地平静，连虚张声势的市场活动也清淡了许多。这种不正常的平静是否与上一年刮开的多元化热潮有无直接联系?

　　IT业作为朝阳产业，其最可贵的就是健康的利润、稳健的成长以及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是当一家IT企业，放弃技术深入研发，放弃专业化特长，而将宝贵的资源分散去追逐多元化，无异舍本求末。

　　竞争永远是市场的主旋律，尤其是强敌当前的IT市场。我们至今未能找到真正发展的支点，拥有真正与强手对抗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个很快将消除贸易壁垒、走向全面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如何营造更美好的未来。

　　1998年宏观经济走凉，IT市场开始减速下滑，利润将更为稀薄，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但是，如果这种形势会是一盆冰水，能让那些沉迷于多元化的企业及时醒悟，则不失为一件好事。

　　多元化，丛林里的狂奔，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体面的中国IT业应该努力绕过这道槛!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

　　六  低价是胸口永远的痛

      （***补补充2***）

　　七  企业需要重订游戏规则

　　1、神话般的发家之路

　　高科技产业神奇就神奇在快速的发家，快速的财富聚集。二十世纪初，许多人通过一生的努力由赤贫幸运地跻身巨富，特别是那些在铁路、钢铁、石油等工业中创业的大亨们。而今，一切规则都推翻了，这些人昨天不过拥有几万美元，一旦股票上市，转眼间就成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人类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开始了一种看似失却理智的疯狂青睐和奖励。

　　当然，国外的神话离我们还很遥远，但国内类似的传奇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柳传志等创办联想，靠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起家，1997年营收已达125亿元；楼滨龙、张玉峰等创办方正前身，靠的是王选10万元研究经费和北大投资的40万元，而97年收已近58亿；四通初创，靠的是2万元借款，如97年收入达66亿元；另外陈庆振等办科海，中科院投入25万，海淀区投10万，王洪德等创办京海，更是只有1万元钱……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那么这些公司的创业资本之低的确值得大家传扬和赞叹。但是当人们仔细回味时，会不会有另一种想法：创办高科技企业资金投入并不重要，只要选对了路子，哪怕只有少量的资金也应该会产生神奇的增长。

　　在这些故事映衬下，国家有关部门是否也会想到：瞧瞧这些成功的企业，为什么还要天天哭资金，低投入不也照样能办出大企业吗?新技术浪潮中，天高任鸟飞，国家给你们足够的发展空间，自己去折腾吧。高科技创业并非需要高投入。

　　1988年我们才创立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试验区，比台湾、韩国等晚了八至十年。如果说滞后的原因是因为政策上的创新需要时间。那么今天国家对高科技企业创业的资金支持和融资支持上仍没有显著进展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反思：上述的故事是否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呢?甚至对决策者是否也产生了误导?

　　2、业界传奇故事的背面

　　如果说微软、英特尔等公司的发家还有长期积累的因素作用，那么Netscape、Yahoo等则将白手起家的神话真正演义到登峰造极了。在大家的印象，无论是Marc Andreessen、Jim Clark还是杨致远等都只是靠着一个创新的产品、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以自己都瞠目结舌的速度跃上了财富的巅峰。

　　但是在这些故事后面，我们绝不能忽略资本的作用，更不能低估资本的作用。而正是由于这两家公司背后强大的资本支持，才使“点石成金”的神奇成为现实，而且持续下去，而不是转眼成为泡影。

　　1994年，因为发展方向与CFO发生分歧的Jim clark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SGI。经过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后，他相中了还默默无闻的大学生Marc Andreessen，两人于1994年4月建立了Netscape。Jim Clark投资400万美元，另外融资1300万美元，使公司拥有1700万美元的创始资本。正是这些资本支撑着公司的浏览器开发并大为宣传以引起世人关注。1995年尽管公司亏损140万美元，但营业额已达8070万美元。1995年8月，这家成立仅16个月，未赢过一分利的公司在纽约上市，市场价值上升至20亿美元。上市所筹集的资金为公司持续发展并与微软对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3月，26岁的杨致远等用约50万美元的资金创建Yahoo。但是Yahoo的成功，除技术外，募集充足的资金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公司创办一年内就以特别股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募集资金：第一次以每股二角募集到约100万美元，第二次以每股1.95美元募集到500万元，第三次则以每股12.5美元募集到6375万美元。第四次则是1996年4月12日以每股13美元将260万股股票公开上市自由买卖。该公司在股票上市前总计募得7000万美元，加上公开上市的3000万美元，Yahoo在一年左右时间就获得了1亿多美元的资金，足够公司在未来3到5年内从容发展和开拓业务。

　　Netscape与Yahoo的成功与技术分不开，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资本支持，才使公司发展如虎添翼。他们的胜利，同样是资本的胜利。

　　3、贸易牟利的特殊机遇

　　当然，联想、方正、四通、科海等公司的成功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公司在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把握住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他们都在中关村初期的卖方市场中，在贸易中掘到了最早的金子。

　　1985年前后，一台IBM 5550大约售价15000美元，一台长城0520A也要7000美元，一台Apple Ⅱ兼容机也在3000美元左右。因此每销售一台电脑，都能有万元以上的利润。许多企业经过一段时间徘徊后下了海，一旦下了海才感觉到钱真是好赚。

　　希望公司在1984年底成立，立志开发产品，以为有技术有产品就会成功。但埋头苦干两年，经营状况十分艰难，许多人走了回头路，直到1987年搞了AutoCAD汉化，同时推销大量相关的绘图检索设备，才有了滚滚利润，使公司彻底翻了身。1985年初张玉峰等出来办公司，原想推广技术，但四处碰壁。学校投入的资金也仅够“打车、请客”。1985年至1987年两年时间，公司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直到玉渊潭借到420万元，再以一贷一，贷出500万，手头有了1000万资金，又到另一家银行借出1000万元。凭借24万元，销售机器，开发排版，才使公司红红火火走上发展之路。联想之初，做服务，做AST代理，卖汉卡等赚取丰厚利润，才有力地推动了公司的超速发展。

　　让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业绩：四通第一年就赚到143万元，以后每年以300％的速率增长，到1987年利润已达2500万；信通3年中销售额平均以330％的速率递升，1987年，销售额达到7700万，利润达440万，科海4年时间营业额超过2.1亿元，利润2066万元；京海4年中完成产值2.8亿，创利税5000多万，……

　　他们抓住了这一好时机，并以超常速的节奏完成了资金积累，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80年代中至80年代末，是中关村贸易市场的黄金时段。到90年代初，国外品牌大量涌入，高科技企业大量涌现，市场迅速转为买方市场,销售利润大为降低。但是新的时期有了新的机遇，这就是为洋品牌代理销售。虽然利润不再丰厚，但由于市场膨胀极快，仍能形成不错的资金积累。还有的公司靠“攒机”和产品开发也获得不错的收益。

　　这样，抓住第一次机遇，并在经营、管理、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公司，今天就发展成大型企业。目前销售额已超过50亿的，中关村只有联想、方正、四通三家。搭上第一阵浪头，又在第二阵浪潮中表现不错的公司开始发展成中型企业，年收均在亿元以上，目前中关村已有50多家。其余几千家则是小企业。

　　4、该出手时必须出手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是前进的润滑油。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资金更是催化剂。一般来说，企业获取的资金渠道有政府投资、社会团体、大企业投资、自筹资金等，除此以外就靠企业经营的自身积累。对国内创业者来说，前者融资渠道基本未成形，后者也越来越困难。因为低投入的经营还只能局限于倒买倒卖。但是如今代理利润低之又低，许多产品的销售利润只有2-5％。国外厂商认为国内代理真是任劳任怨，有点利润就会拼命做。挣的钱可以改善创业者的个人生活水平，但对企业滚动发展却是杯水车薪。如今中关村忙忙碌碌的数千家公司，均以贸易为主，但在白热化的市场中，他们已失却了大捞利润的时机。因此近几年除了几家大公司发展引人瞩目外，新崛起的有发展冲劲的后起企业基本没有。大小企业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开始造成一个较大的断层。这对于一个产业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至今国家仍未能将高技术企业的资金扶持列入计划，也未能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联想、方正等公司的成功，也对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起到了消极作用。这已逐渐成为发展的“瓶颈”所在。

    我们必须强力灌输一个概念：高科技产业是一个典型的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领域，必须靠密集的资金、密集的智力才能健康发展。凭借市场机遇以贸易积累的旧有模式已经失效，新的游戏规则必须重新确立，否则，我们又将失去一段宝贵的时间。而时间正是我们最后希望。

　　政策也在出台，也在倾斜，但是都只是向有实力、成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倾斜，如今一些大公司获得的贷款支持、项目支持以及各种优惠待遇已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市场也在向大公司倾斜，规模经济在贸易方式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难度。这种“大者愈大，小者愈小”的马太效应，对于极不成熟的中国信息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也是非常危险的挑战。

    风险投资的确该出场了。贸易发展的神话已经到头，甚至不再可能成为品牌创建的捷径。但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还是政府和领导部门。企业发展的自由不应受限，但是政府作为企业的推动者则应更加积极、有力。中关村自发企业的模式已经落后，高科技创业应该进入全新的模式。

　　只有相应的政策尽早出台，相关的规划逐渐成形，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才能激发出来，沉湎于、沦陷于贸易泥泊中的许多企业才能迷途知返，走上产业应该走上的轨道。

　　我们期盼着新的游戏规则早日出台，在产业发展上有力地推动一把。

　　八  别让风险投资随风而去

　　风险投资的种子已经在中国软件业播下，意义深远但欢呼尚早。因为它是不是良种，有没有沃土，还充满悬念。毕竟风险投资千好万好，关键还要看我们能否用好。给千万句赞美，下天大的决心，不如拿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业绩。尤其是初期投石问路的风险投资，更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对于讲求实效和利益的风险投资来说，一个良好的业绩，才能使投资者眼红起来，才能带动风险投资业的兴起，中国软件业也才能红火起来。倘若打了水漂，那么损失的不仅仅是几笔钱，而很可能极大地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使刚刚起步的风险投资遭受阻击。因此，尊重资本，把别人的钱用好，千万别让风险投资随风而去。

　　1、梦中情人姗姗降临

　　98年伊始，讨论已久的风险投资突然成为热点，眼睁睁看着要热闹起来了。5月份，北京国际高科技产业圈首次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的目光，激发起投资者的热情。同时四通利方、爱特信(ITC)、金蝶等公司陆续成功地引入风险投资，受到极大关注。媒体们也不失时宜地广泛报道，为局势煽风点火。

　　看来，风险投资，这一中国软件业冥思苦想多年的“梦中情人”已姗姗降临，映现在我们面前。这可以说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的确，由于严重的盗版、管理的欠缺以及资金的局限，使中国软件业未能如期发展起来。尽管每年市场增长显著，但是产业结构的质量和水平始终未能获得突破。特别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走向规范，传统计算机厂商单纯依赖贸易实现原始积累的起步模式逐渐失效。风险投资成了众望所归，而且也成为医治产业病症的良药之一。

　　如今，风险投资已如星星之火，尽管仍稀疏，未成声势，但难得的开端已经启动，一切都将向前推进。如能善加引导，并着力宣传，近几年内，风险投资有可能成为中国IT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当然，启动风险投资机构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新兴行业本身，也像风险资本一样充满了风险。

　　2、风险投资不是慈善基金

　　风险投资已被高科技产业染上一道神奇的光环。最辉煌的部分就体现于美国硅谷。过去三四十年中风险投资如同硅谷的人才和阳光一样，共同促成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发迹。硅谷模式成了高科技产业的经典模式，而风险资本构成了该模式的核心之一。

　　风险投资催生了Intel、Apple、Netscape、Yahoo等创业传奇，这些传奇反过来也推动了风险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如今，风险投资机制已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推进器。目前，全美已有4000多家正规的风险投资公司，遥居世界之首，与全球领先的美国IT业构成鸡生蛋、蛋生鸡的玄妙关系。这些公司每年为1万余家高科技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燃料”。据统计，1997年一共向1848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其中1/3注入硅谷。而投入信息产业的有70亿美元，占全部的62％，其巨大的催化作用令人惊羡。

　　对于众多苦瓜般的国内软件厂商来说，呼唤风险投资已有多年。但这块潜力巨大但风云莫测的领域却始终未能博得风险投资家的“芳心”，大伙儿望眼欲穿，这已成为软件业一大心病。继97年四通利方成功引入650万美元风险资金后，爱特信也获得200万美元的第二批发展资金；金蝶财务软件也喜获2000万元的外来投资………这是几家非常幸运率先吃到螃蟹的人(毕竟想吃螃蟹的人比螃蟹多得多)。它们不仅仅获得了宝贵的资金，同时也起到了表率作用，更使新闻媒体为之聚焦，赢得了宝贵的关注。

　　当然，风险投资不是慈善基金，更不是救济款。它是一种利润驱动的经营载体。看中企业的就是高投入、高产出，能带来滚滚利润的运作机体。因为，这几个案例将成为国内IT业风险投资的试金石。这种投石问路的意义为这几家公司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压力。

　　在硅谷，正是Apple、Intel等神奇的成功，充当了风险投资业的最佳广告。因此，如果中国软件业中能诞生哪怕半个Intel，哪怕是一片Apple，其意义都远胜过长篇大论和滔滔赞词。那时候，风险投资恐怕拦也拦不住。

    但相反，如果先行的投资都打了水漂，都成了风险的炮灰。那么损失的绝不仅仅是几笔投资，而很可能会使后来的投资者信心遭受重创，从而使刚刚崛起的风险投资业早早受到阻击。因此，欢呼的同时，我们更要冷静和深思。

　　3、烫手的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简单的钱钱交易，它是一种对未来的期望，是对产业及企业的一种信心。说白点，风险资本家都希望企业能够给他的“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期望小小的投入能带来始料未及的产出。因此，在与“梦中情人”仓促拥抱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个产业现状、市场机制及企业内在运作机制做严肃的审视。

　　国家已明确要大力扶持和优先发展软件行业，这无疑为整个行业注入了强心剂。但是软件业的现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不胜收。除了像北大方正、东大阿尔派、用友、科利华、金山等少数成功的软件企业外，大多数国内软件厂商仍处于求生存的初级阶段。这一方面与厂商本身素质有关，但更说明了这一行业本身还不是大量喷发利润的理想之地。在历史积累、盗版问题、管理水平、人才缺乏等各种因素制约下，中国软件业负重而行，绝不是靠一两副药就能理治，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立竿见影。因此对于期盼高业绩，注重短期效益的风险投资者来说，插足软件业的确要三思而行。

　　其次，风险投资与其说是投企业，更不如说是投人，无论是业务方面、企业管理、产品技术等都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中国软件业风险投资的吸引力如何，它们能否与广大现有软件企业“一见钟情”，关键要看创业者的素质。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数千家软件企业，大多数公司都缺乏规范的管理，没有合理的机制。尤其是，许多人缺乏对资本的应有的尊。甚至不少打着“资本”的幌子，期望能够空手套白狼。倘若一位创业者对资本不尊重，又怎么能够对每一分投入的资金负责，并明明白白地花费每一分钱，风险投资的收益又怎能得到保证?因此，每一位渴望风险投资的人，都应该首先问问：自己的意识和心态是否已准备好?

　　一般来说，风险投资的回报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企业上市，一种是转让股份。对于企业来说，风险投资只是一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佳人”。它要求时刻能灵活脱身，卷走自己应得的利益引身而退。但目前，国内不但缺乏风险保障系统，更缺乏完善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的流通和回收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即使投资效果极佳，也不得不砸在手里，那对风险投资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挫折。

　　4、重要的是尊重资本

风险投资千好万好，目前最关键的还是将它用好。毕竟，风险投资是一种积极的投资，而不是消极的赌博。他们怀着对中国软件业的极大期望，勇敢地走进这块领地，意义非凡。制约发展的因素虽然很多，但良好的前景并不遥远。

　　我想，目前对待风险投资关键要注意几个方面：

　　1.让风险投资者明白市场的真空处境。风险投资者按说个个精明过人，但他们对中国软件市场很可能无法把握，甚至双手一摸黑。那么企业有责任让他们认识这个市场的真面貌，阐明存在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千万不要过分夸大这个市场的现实潜力，过分美化未来的收成。尤其是对于看重眼前利益的投资者。毕竟，重要的不是如何争取到这笔钱，而是有效地花费这些钱。给投资者一个不现实的回报期待，不但会害了别人，更可能害了自己，甚至波及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2.让风险投资者明白企业真正的内在价值。风险投资者是伯乐，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但对于黑匣子一样的软件企业可能一时难以明了。许多软件企业开始评估品牌价值或无形资产。这是吸引投资的必要步骤。但是有些企业过分夸大自己的价值，吹嘘自己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甚至达到没边没际的地步。这对风险投资是个危险的障碍。因为无畏的浮夸只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尴尬。既便侥幸得手，也很快就会原形毕现，不但使投资者有受骗上当的感觉，对自身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抱着对自己、对产业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格外重要。

　　3.把别人的钱用好。并不是有钱就是好。风险投资是一种要求把钱放在刀刃上的资本。接受风险投资，同时意味着股份的稀释和部分管理权的出让。因此也要认真权衡，付出与得到之间是否合算。一百万对于刚刚创业的人是笔大财富，但对于已经成长急待开拓市场的企业则用处不大。而对于已具备规模、渴望上市的企业更是杯水车薪，因此缺钱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引入风险投资须谨慎。别人的钱并不总是容易花的，珍惜别人的钱要和珍惜自己腰包里的钱一样。尊重资本，对投资者高度负责，这往往是容易忽视的一点。

　　5、让风险投资者眼红起来

    如今，风险投资的种子已经在中国软件业中播下，对于那些急于创造神话的创业者以及急待丰收的投资者来说，还应该冷静下来。多思考一下自己播下的种子是不是一颗良种，自己选择的这块土地是不是肥沃。而这第一批种子的成长效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尤其是已经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是幸运的，可谓暂时名利双收了。但也是不幸的，因为它们不得不因此承受更多的关注和压力。而且，事情本身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新闻，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过程。不但媒体关注、老百姓关注，后来的投资者更是严阵以待。这些初期的事例往往是后来者的行动指南。他们的业绩好坏、收益高下，将直接影响到风险投资在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从而也影响了中国IT业的未来进程。

　　珍惜这次机会，明白责任的重大。给千万句赞美，给一个天大的决心，不如给一个实在的业绩。只有业绩，才能让风险投资家的眼睛红起来，而只有此时，中国软件业才能火起来!

　　千万别让风险投资者随风而去!

　　九  中国计算机业的分析时代

　　IT媒体是产业的缩影，是了解产业最佳窗口。同时IT媒体也聚积了产业内在的一切病症。当媒体日渐发达之际，媒体对自身的关注仍几近空白。谈论媒体成了无形的禁忌，这种回避危害不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媒体自身的信心和勇气。为了健康发展，媒体应该勇敢审视自己，剖析自己。回避永远是一种懦弱。

　　1、被迫用脑子走路

　　1997、1998年，IT媒体发展汇成一个小小高潮，除诸多新兴媒体纷纷加入外，原有媒体也积极作出调整。这是件好事，至少是中国IT业繁荣的一个折射。

　　但进入1998年第二季度，冷空气突降，市场毫无防备地受到冲击，兴奋的媒体市场更是雪上加霜。近来，各媒体纷纷感觉到广告的缩水，除《计算机世界》、《个人电脑》等少数实力媒体影响较小外，大部分媒体开始呈现焦虑，新兴媒体更是面临危机。不少媒体上下齐动员，四面出击，围攻厂商各级主管。“请支持支持我们”的哀告声不绝于耳。媒体的窘态毕露无遗。

　　媒体阵脚渐乱，许多人开始寻思；混乱中究竟有没有一条光明大道，IT媒体的路究竟在何方?困境下的思虑难能可贵，尽管代价太大，但中国IT媒体的确需要一个时机冷静下来。

　　回顾十多年后发展历程，似乎IT媒体只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渐进而已。但是让我们参考全球媒体的进程，用俯视的态势。重新审视，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发展之路：中国IT媒体初浅而芜杂的新闻时代已经终结，一个全新的分析时代正拨开重重浮躁的泡沫，逐渐浮现出来。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更远的未来，可以看见：一个更具挑战的洞察时代正向我们招手。

　　从新闻到分析，再到洞察，是中国IT媒体三次必然的飞跃。是一个产业从兴起到成长，到成熟的必由之路。谁了解三个阶段的特性，敏锐把握住三个阶段的脉搏，谁就能笑傲媒体江湖!

　　因此，中国IT媒体的路不在脚下，而在我们的大脑中。

　　2、新闻时代走向终结

　　新闻是媒体最根本的灵魂，新而不闻，闻而不新，是媒体的天敌。1981年，背倚IDG这棵大树的《计算机世界》问世，十多年来，《世界》始终充当老大，领袖群伦。积累当然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其中IDG的信息源泉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国IT业发展仍处于开拓阶段，可出彩的新闻事件不多，国外IT业的消息渠道不畅，《世界》得天独厚，IDG的消息来源使其焕然一新，成为读者、用户、厂商了解世界形势及产业走向的必然选择。新闻上的优势使后起之秀们始终难以超越。

　　但是新闻的威力是有局限性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息传播障碍越多，信息渠道越少，新闻的价值越突出。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以及信息传播多元化、多渠道、多种类的结构优化，那种“追新至上，闻过则已”的表面性新闻的价值，日渐贬值。虽然人类好奇的天性仍会对重大新闻事件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但是人们关注的目光和品味发生变化。CNN的黛安娜之死与中央台的黛安娜之死并无二致，盖茨的话早一时或晚一天传给我们已分不出差异。

　　当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新闻媒体已经高度发达时，一个及时辐射全球的新闻网络逐渐完成。新媒体的出现，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各种竞争性的新闻站点如雨后春笋，更使新闻沦为一种即时性的消费品。而以纸媒介为主的中国IT媒体，在新闻上的赛跑已经徒劳无益。那种以文字中有没有新闻、文章长不长为标准的旧有尺度失去了效用。如今的《计算机世界》已看不到IDG的新闻优势，它更以一种厚重、凝炼、权威的新形象取胜。

　　中国IT媒体已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记者阵营，众多国内国外新闻网站的出现，再蜂涌而上去追逐0.01秒的优势，去争抢各种新闻已成为无益的偏执，相反，新闻越来越成为一些媒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为了慰抚广告客户，为了显示媒体的及时性。各家媒体仍得腾出不小的版面，做彼此重复、资源浪费的差使。 厂商新闻稿的撞车与类同，已成为IT媒体的一大公害”。

　　可以想象，没有新闻的IT媒体会越来越多。IT新闻的角色将越发淡去，IT媒体的新闻时代已无可挽回地远去。一个崭新的分析时代正在分娩。

　　3、分析时代已经到来

　　从新闻到分析，这种悄悄过渡发生在9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计算机报》，1998年起从周刊改为周二刊，使其成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每周两期的大型IT媒体。但这种策略的前提仍建立在新闻时代的假设之中，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的确，IT业盛产新闻，不乏腕级的新闻主角。但是人们更关注新闻背后的一切，因此新闻逐渐引退，分析开始占先。IT媒体有责任将各种披着新闻外衣的真相还原出来。IT业单纯的记者逐渐落伍，新阶段最热门的人物将是业界分析家。有实力的记者必须在趋势面前完成从记者到分析家的蜕变过程。目前IT业最成功的媒体是《PC Magazine》，其主要内容基于评测。评测就是一种分析。市场研究也是一种分析，这些业务会逐渐热门起来。在商业媒体方面，最权威的有《Business Week》、《Fortune》、《Forbes》，都是以分析为主导。这些刊物中的文章长不长?都很长，不长不过瘾，不长不得以尽兴。

　　分析就是诊断。中国IT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艰难的攻坚阶段，各种严峻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发展的阻碍日渐增大。为IT业服务的媒体也开始面临极大的挑战，单纯的新闻报道已无关痛痒。分析局势，把握内在问题，成为媒体新的职责。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分析成为产业发展的最佳参谋。

　　信息与产品一样，仍要提倡引进，但是引进的重点不再是新闻，如今新闻已不引就进了。关键要引进国外有深度的市场分析和研究报告。业内几大背靠国外机构的媒体在这方面体现了优势。

　　一个人只要勤奋、刻苦，有足够的头脑，在一两年内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但是一名分析家则需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从业者的教育素质和道德素质是一场新的考验。要求媒体要具备分析的眼光和头脑。目前，《人物素描》(中计报)、《海外传真》(电商)、《封面文章》(信息产业报)等具有一定水平的分析文章还凤毛麟角。不少媒体憋着劲做几个版的大文章，记者也练气功似的出产长文章，但多是无人喝采甚至无人理睬。其原因不在于文章的长短，也不在于文字中有没有新闻，而是因为不具备分析的能力，难以驾驭分析的笔触。

　　分析的时代，也就是媒体细分与定位的时代。大而全，小而全是分析的最大敌人。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在产业局部下功夫，深入研究，深入分析，才能站稳脚跟。因为分析不怕深!

　　如今，每一家媒体都面临新的挑战，都在思考对策。只有尽早认清形势，明白从新闻时代到分析时代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趋势，认真定位，明确方向，早日使自己进入分析时代，就能少走弯路，避开挫折，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但面前大多媒体仍迷途在这场静悄悄的变革之中。

　　

　　4、洞察时代在召唤

　　新闻指向现时，分析指向现时及过去，但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将目光和思想指向：未来!

　　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今天，洞察比分析更为重要。”的确，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一个失去规则和规律的时代，发展的盲点布满了未来之路，此时，仅有新闻是不够的，仅有分析是不够的，它要求媒体利用它的智慧，为产业及整个时代辩析方向，预见进程，指点迷津。那时媒体才能真正达到“以我为主”的独立境界。

　　从新闻到分析是一次飞跃，从分析到洞察更是一场深刻的质变。在混沌不明白的“变白时代”，市场、技术、产品和公司核心竞争能力都在经历不可预知的力量的冲击，仅仅依赖现时的形势和过去的经验，是难以有效捉摸“变”的脾性，也难以适应这个无法操控的变数。作为业界CPU的IT媒体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这个艰难的课题，为整个产业明晰一个未来的前景。

　　中国IT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仍是一个依赖性极强的初级产业。面对未来，中国IT业如何在宏观上应对，如何在微观上决策，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洞察时代，作为IT媒体发展的最高阶段，仍遥遥无期，如何缩短到来的日期、关键在于媒体上下共同的努力，共同的自觉。

　　IT媒体与整个产业血脉相通。它们互为影响，互相促进。但是发展不可阻挡。刚刚萌芽的分析阶段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IT媒体仍要生存而战。但是最后的胜者属于最早具有洞察力的人们。

　　用脑子走路，这是IT媒体的格言。

　　十  亚洲危机的反思

　　1、亚洲企业家的失职

　　亚洲金融危机当然是一场经济危机，但是它却促使整个亚洲进行全面的反思，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因为，经济只是一种外在突出的症状而已。危机之中潜伏着更多深层的内在因素。当人们更多地从亚洲金融市场和政策主面来挖掘病症时，我们很可能只在问题的外表彷徨一周无功而返。因为这种整体的毫无抵抗的崩溃，绝不可能源自一个浅显的因素。它更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病症大爆发。

　　危机的唯一财富只有事后的反思。对于亚洲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精英们来说，这是他们从危机中“淘金”的最佳时机。同时，对于亚洲的企业家来说，也是面壁思过的时候了。

　　因为在这场危机中，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各大企业，没能成为关键时刻的中流砥柱，反而成为脆弱的受伤者。不但威风扫地，而且丑态百出。危机下的应对措施无非是撤岗裁员、关门破产等狼狈之举。

　　许多人认为，关键的原因是缺乏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精神。

　　经济学家伯纳多说：“的确，亚洲地区涌现出许多企业家，但是，许多人仍然把办企业完全看作做生意，而不是创造新产品或服务。这种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致在中国都可以看到一种所谓的“似是而非的自由经济。”

　　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波特在研究典型的亚洲跨国企业时，他非常惊讶的发现，亚洲企业家只不过是在做生意而已。他注意到亚洲人根本不注重增强企业的专业技能和优势。

　　法雷尔说：“我注意到，亚洲人谈起办企业，开口必称钱，或从哪筹措到钱。而在西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发明产品。因此，在新加坡办企业时，请到贷款最要紧，而在美国，创造产品则是关键。

　　也就是说，近十年来涌现的一堆又一堆的亚洲企业家，虽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但以严格的标准来看，他们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虽挂着办“企业”的牌号，但仍是一批门外汉而已。

　　亚洲危机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反讽和打击。那么在亚洲经济腾飞，各国一派欣欣向荣的阶段，他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也许，那时大伙会认为自己正是创造“亚洲奇迹”的当然主角。而今再回头审视。就会发现当年亚洲繁荣更是外部催化的结果。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亚洲的企业家们，而是海外狂热的投资和基金。由于对大量勤奋肯干、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的垂涎，以及税收与出口的优惠政策的诱惑，加速了人们对亚洲的投资，抬高了对亚洲市场的期望，尤其是媒体对高涨的乐观情绪的鼓吹，使商界的“从商者竟然相信了自己发布的新闻稿。”于是失却理智的投资蜂涌而出，自己制造一场繁荣。等明白实际的收益后，这些投机者们又咆哮般地逃跑了，给整个亚洲留下了一场噩梦。

亚洲企业家在这场危机中失语了，他们无疑是最大的失职者。应该与政治家、经济学家们一起，彻底反思。

　　2、亚洲的翅膀断了

　　亚洲缺乏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也就是说，亚洲的企业和企业家至今仍然没有自己的灵魂。

　　伯纳多认为，创新可以通过5种方式实现：开发新产品、用新方法制造产品、寻找新的原材料来源、开拓新市场、重构企业。但是亚洲的企业家缺乏创办企业的一些基本要素，即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当然，这没有影响企业暂时的辉煌。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这个市场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消费模式正发生急骤变化，基础设施投资和个人消费主义持续升温，对高质量高品位生活的追求拓展出一个从低档一直到高档的前所未有的大市场，而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亚洲企业无疑是近水楼台，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微妙灵活的各种关系以及亚洲人生意场上天然的敏税和智慧。如鱼得水，钱财滚滚。

　　顺境中成长起来的亚洲企业家就缺乏现代企业文化的历史积累。这使他们先天和后天都明显不足。而在西方，由于长期的熏陶和日趋残酷的竞争磨练下，形成了一种追求卓越、适者生存和食肉性和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浸润在每一个企业家、每一家企业甚至每一个的观念之中。因此一旦两类截然不同企业放在同一个市场上，差距和不足就毕露无遗。形同一场猎豹和绵羊的较量。

　　卡拉姆·享德森认为，正确的基本宏观政策——高储蓄率、相对较低的课税、建立强大的教育系统、工农业的高生产率，以及为维护高储蓄率而维持相对较低的价格压力、获取国外的知识与技术、创造友好的投资氛围，以及战略上的政府介入经济，是亚洲成功背后的核心因素。但他认为，仅靠这些取得的成功很伟大，但或许不是永久的，也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亚洲真的腾飞，还要靠亚洲企业真正的崛起，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只有亚洲的企业家真正脱胎换骨，重塑企业精神，亚洲就有了真正的脊梁来抵档各种风风雨雨，为亚洲争气。

　　危机之后，能使亚洲的企业家真正审视身上的不足。奇迹仍会出现。

　　

　　3、创新才是药引

　　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亚洲的企业经历了严峻的拷打。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可能是更为深刻的一课。因为比起东南亚新兴国家，我们真正步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更长些，企业家真正成长的时间更短。亚洲企业的通病，我们都有，而且只能更严重。

　　迄今为止，我们成功地躲过了这场风暴的荼毒。但是中国不是避风港，危机的不良影响我们也要承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企业精神的匮乏也同样存在于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企业之中。

　　中国IT业是十多来年发展最稳健最热闹的行业。但是经过狂势嘈杂的市场繁荣后，严峻的问题也一一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产业的热闹还只是建立在贸易的热闹之上，产业的发展还只是建立在组装的发展之上。当我们众星捧月地推出不少辉煌的国内企业之际，我们再加过头来对照，即五种的创新，一一拷问每一家企业。我们就会不寒而悚。在创新上，我们依然没有作为。

　　几乎每一家企业，都是从贸易中发展起来、依靠贸易完成原始积累。而今，仍然依靠贸易得以发展壮大。贸易仍是中国IT业及IT企业的最大支柱。一旦失却这根支柱，产业又将何等景况。

　　当然，我们已经从单纯的贸易过渡到了组装的贸易，有了一定的制造业基础，但贸易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国内IT企业成了国外巨头抢占中国市场的一种利器。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是一种合作与联盟，不如说是一种利用和依赖的关系。因此中国IT企业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一种商业团体而已。至于企业精神和创新能力更谈不上。

　　某朋友到某著名IT企业举办讲座，他把与会的员工称为：“卖机器的牲口”并要他们讲一讲自己是如何成为最能“卖机器的牲口”的经验。席下一片哗然，因为这种称呼实在是他们难以接受。

　　但是这种称谓，实际是最恰当最到位的表达。

　　可是为什么人们难以接受这一语道破的真实呢

　　

　　4、计算机业的危机

　　中国企业家的起步可谓艰辛，但其起点实在不敢恭维。八十年代初，最早感受水的诱惑而纷纷下海的多是城市中的不务正业者和乡镇中的不安份守己者。他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先锋队，意义重大，但也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深重的后遗症。因此，正是素质低下的他们创造出一系列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规则。破坏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真正市场道德秩序，形成了中国企业界对财富的扭曲的法和畸变的追求。

　　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却为后来的企业家设定了樊笼。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分崩离析，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在欲望的冲击下成为纯粹的道具。人心浮躁、理想丧失、腐败堕落、利己自私，如同流感无所不在，甚至迄今还被不少企业家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伦理劣变需要多少人，多少时间才能重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拷问。真正健康规范的市场伦理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条件，那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局面一日不改进，现代化的企业只能是空中阁楼。

　　花团锦簇的中国IT企业是不是“出污泥而不染”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这一产业出身比其它行业要干净些，甚至高贵些。因为特性所定，这一产业的弄潮者多是知识分子，少了混水摸鱼的投机者和的插足。但是，中国IT业在本质上仍没有飞跃，与其它行业仍处于同一水平。各种企业“传染病”也屡见不鲜。比如这个产业也是贸易为主导，也是拿各种市场不规范作为逐利的掩体，也仍然是全球产业的“寄生”部分。因此这个产业远比它宣传的那些更空虚更脆弱。

　　以产业的主导——PC业为例，比之与VCD业并无本质差别。尽管人们言之凿凿，但PC业沦为今日VCD业的状况，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众多PC厂商中没有真正的特色厂商，也没有足够的防御壁垒，唯一的差别就是卖掉的机器数量。因为谁也不具备真正的创新，不论是管理、市场、产品还是生产。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壁垒，这是最平白浅显的道理。

　　在产业的光环下，中国IT业的确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甚至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也逐渐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中开始沾沾自喜。但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中国IT业仍将遭遇新的挫折。在挫折中新生，在困难中成长，这是亚洲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历史所付出的代价。

【作者: 方兴东】【访问统计:】【2005年09月5日 星期一 22:04】【注册】【打印】